【讀書】高華:從「延安之春」到鬥爭王實味(出自《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王實味《野百合花》……

 

高華:從「延安之春」到鬥爭王實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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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白由主义打击教条主义:毛泽东与延安「白由化」言论的出笼

 

1942年的初春,春寒料峭,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犹如一股春风,将延安知识分子干部的心吹的暖烘烘的。各机关、学校纷纷办起壁报,人们踊跃着文,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向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发起猛烈的攻击。就在这时,毛泽东开始了一个重大行动:清剿「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延安中央研究院。

延安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是中共为培养高级理论干部而设立的一所「红色教授学院」,它的前身是马列学院,这是国际派的一个世袭领地,自1938年5月5日成立,即长期由张闻天兼任院长,副院长一职则由中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山人之一、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师河上肇的弟子王学文担任。张闻天和王学文是中共党内极少见的掌握数门外语、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宿耆,但是毛泽东对张闻天、王学文领导下的充满浓厚理论学习气氛的马列学院并无好感。1940年5月,王学文因长期在日本留学,熟悉日本情况,被调到总政治部任敌工部部长,王学文虽然继续挂名副院长,但张闻天在工作中已失去一重要助手。1941年5月,马列学院改名为马列研究院,7月,又易名为中央研究院。毛将马列研究院改名的目的是为了淡化中共作为原型马列政党的形象,以凸显中共的民族主义色彩,此举也是为最后摧毁斯大林伸向中共的这块精神租界地尽早作好舆论和心理上的准备。

1942年1月,中宣部部长兼中研院院长张闻天,主动下乡进行社会调查,在临行之前,张闻天去中研院讲话,他「以庄重的口吻说毛泽东同志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始终是扎扎实实的,脚踏实地的,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是全党学习的楷模」,号召大家要「老老实实」地向毛学习。张闻天随即话锋一转,开始自我贬损,声称:「我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我不过是一个缺乏实际的梁上君子罢了。」 毫无疑问,张闻天这番话会一字不差地报到毛泽东那里,张闻天用这种方式向毛传递了他彻底认输的信息。张闻天离开延安后,中宣部代部长凯丰以「带罪之身」奉命领导中央文宣部门的整风运动,但他极为知趣,不肯过问中研院的运动。罗迈(李维汉)则在毛的支持下,以中宣部副部长的身分坐镇中研院。罗迈系中共元老,也是毛青年时代的朋友,但曾一度依附国际派,得罪过毛。1935年后,罗迈审时度势,积极靠拢毛,更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对自己所犯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检查」,已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毛的谅解。1942年毛泽东派罗迈主持中研院整风运动,就是要在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上,进一步考察他。对此,罗迈心领神会,1942年3月16日,他在《解放日报》发表《要清算干部教育中的教条主义》的署名文章,指责1938年后的中共干部教育,造成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马列书」的风气,将矛头直指领导中央文宣和干部教育工作的张闻天。罗迈十分清楚,毛正不动声色地注意着自己,他也知道毛早已派陈伯达挂职于中研院,陈伯达这个「包打听」将会把中研院的大小事情迅速禀告于毛。

毛泽东派罗迈前往中研院的目的十分明显:揭开中研院的「盖子」,先打掉院内那批留苏、留东、西洋的「理论权威」的傲气,再进而将斗争矛头直指「教条主义的祖师爷」──中研院院长张闻天和王明、博古。
中研院被毛泽东选作整肃国际派的重点单位绝不是偶然的。1938年后,经张闻天亲自挑选,马列学院集中了一批中共著名的学者和理论家:担任中研院各研究室负责人的张如心、王思华等皆有留苏或留欧美、留日背景,且均为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入党的老党员;各研究室的一级研究人员也多是一时之选,其中大多数人都是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有的人还有译着出版。但由于后一类人入党时间较晚,且大多不曾留苏,所以在政治上的地位并不高。

毛泽东为了在心理上彻底打垮中研院内这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意志,交替使用了两种手段:第一,在政治上和人格上公开羞辱他们;第二,挑动青年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放火烧荒」,将青年的怒火引至国际派身上。

出身于长沙第一师范的毛泽东有着极其强烈的自尊心,对所谓「大知识分子」一直怀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他从来就怀疑党内那批理论家在内心深处并不承认自己,毛也猜度这批人甚至根本就否认中共党内有「教条主义」一说,他们完全可能以中共绝大多数党员没读过马列著作为由,拒绝接受「教条主义危害论」。毛泽东知道,对付这笔「红色教授」,仅仅用说理辩论那一套纠缠不清的「文明的方式」显然是不够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他们臭骂一通,使他们在劈头盖脸般的责骂中,斯文扫地,无地自容。

对付「红色教授」,毛泽东自有其法术,其中最厉害的一着就是剥掉他们引以自豪的「理论家」头衔,赐他们一个「坏透了的留声机」的恶名。

秉持毛泽东的旨意,《解放日报》在社论中嘲笑那些以熟读马列为奇货可居的「红色教授」,自以为「谁背的书最熟,谁就是最好的理论家」,其实是在闹「天大的笑话J。社论声色俱厉地警告他们,必须自我脱帽(「理论家」之帽),并以无可置疑的权威口吻教训这些「理论家」:
会引证马列主义之警句的人不能称为理论家,能以马列主义精神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能称为理论家。

为了一举打掉「红色教授」身上的傲慢,毛的得力助手胡乔木在《解放日报》上着文,干脆直接将他们喻为「废物」。当然,这样的骂人话实在太难听了。于是,胡乔木将「废物」从轻发落,改称为「坏透了的留声机」(「因为他们决没有把所见所闻背得一字不差的本领」),并且宣称共产党内这种人「多的是」!

毛泽东的凌厉攻势果然有效,中研院的「红色教授」们个个吓得胆战心惊,忙不迭地表态支持反教条主义。但是,毛却对他们思想的迅速转变十分怀疑,因为这些「理论家」并未将「教条主义」与他们个人联系起来,而是「你也来呀,我也来呀,大家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尾巴割下来呀」,好似「教条主义」与他们无关。对这批「理论家」随风转舵毫不脸红的行径,毛泽东、胡乔木表示出极大的愤怒,他们借《解放日报》之口挖苦道:「他们叫得愈多愈响,就愈成为讽刺。任是什么漂亮的盒子,一触到他们的指头,就都变为顽石了」。

其实「红色教授」们已经够可怜了,仅仅在一夜间他们就从凤凰变成了草鸡。他们忍痛宣布自己原先视为安身立命之本的马列著作「比屎还没有用处」,这些昔日的理论家从最良好的愿望出发,尽可能地去理解毛的「新解释」,他们已对毛表现出最恭顺的服从,所未做的只是将自己骂得狗血喷头,而阻碍他们达到这一步的则是个人的尊严感,然而毛泽东所要索取的正是这份个人的独立与尊严!

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经毛泽东修改,由胡乔木撰写,堪称中国言论史之奇文的社论《教条和裤子》。这篇社论以大胆使用粗俗文字于政治斗争,开创了中共文宣语言的新范式。毛泽东、胡乔木通过《教条与裤子》的社论,责令「红色教授」们「脱裤子」:为什么要「脱裤子」呢?因为「问题发生在他们的贵体下」,还因为裤子下「躲着一条尾巴,必须脱掉裤子才看得见」。而各人「尾巴的粗细不等」,割尾巴所需用的「刀的大小不等,血的多少不等」,因而只有先脱掉裤子,才谈得上「用刀割」,「裤子上面出教条,这就是教条和裤子的有机联系,谁要是诚心诚意地想反对教条主义,那么他第一着就得有脱裤子的决心和勇气」。

然而毛泽东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大师们」能否自觉「脱裤子」并不抱奢望,他决定采取一项重大措施──动员青年知识分子帮助「红色教授」和老干部「脱裤子」。

毛泽东摆出一副青年知识分子保护人的姿态,频频发表同情他们的言论,将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步步诱人早已为他们准备好的进攻堑壕。

在毛泽东言论中最具鼓动性的内容是他对「宗派主义」的解释。1941年9月10日,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把「宗派主义」主要解释为排斥、歧视知识分子的「首长本位观」,而不是他以后惯所喻指的「王明、博古宗派集团」!

毛泽东说:宗派主义现在也有。在延安,首长才吃得开,许多科学家,文学家都被人看不起。宗派主义是排挤非党干部的一种风气,即排外主义。同时也排内。

1942年2月2日,《解放日报》在社论中遵照毛的上述口径,批评宗派主义「对于党内同志则轻视疏远,少团结,少帮助。对于党外干部,则少了解,少关心。对『三三制』的实行,又是不坚决、不彻底」。 一时间,毛泽东似乎在鼓动延安青年知识分子「反官僚」!

3月中下旬,毛泽东的言论向更「开明」的方向发屐,《解放日报》连续发表反宗派主义的社论。3月14日,《解放日报》刊载社论《从自己制造的囚笼中跳出来》,抨击某些共产党员的「孤立主义」错误,宣称党和党外人士的关系问题,是党的生死问题,也是革命的成败问题。3月19日,又发表《发扬民主作风》的杜论,再度批判一部分党员排外的宗派主义情绪,要求中共党员「虚怀若谷」,「倾听各种不同意见」。毛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的关系的决定(草案)》中亲笔写道(这份决定因王实味事件的发生,以后并没有下发和公布──引者注):
任何愿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员,对我党和我党党员及干部都有批评的权利。除破坏抗战团结者的恶意攻击以外,一切善意批评,不论是文字的,口头的或其它方式的,党员及党组织都应虚心倾听。正确的批评,应加接受,即使其批评有不确当者,亦只可在其批评完毕,并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加以公平的与善意的解释。绝对不可文过饰非,拒绝党外人员的批评,或曲解善意批评为攻击,而造成党外人员对党的过失缄口不言的现象。党外人员对于违犯政府法令或党的政策的党员及干部,除得向法庭或行政机关依法控诉外,并有权向各级党委控告,直到党的中央。

《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报纸刊物,应吸取广大党外人员发表言论,使一切反法西斯反日本帝国主义的人都有机会在我党党报上说话,并尽可能吸收党外人员参加编辑委员会,使报纸刊物办得更好。党报工作者必须学会善于吸引党外人员在党报上写文章,写通讯的方式和方法。某些党报工作者的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态度,须受到批评。

毛泽东的这些话说得何等好啊!十五年后的1957年春,他不也说过类似的话吗?然而,若细心观察,毛还是在文件中预留了伏笔,毛在这份文件中给「批评」作了一个二分法分类──「善意批评」和「破坏抗战团结者的恶意攻击」,至于判断何谓「善意批评」,何谓「恶意攻击」,其解释权自然属于党的领导机关和党机关的领导人。尽管如此,毛泽东在也42年3月下旬起草的这份以后被束之高阁的文件的主旨精神却是鼓动「放」!

1942年的3月,「自由化」的微风从毛泽东的窑洞里飘拂出来,从毛泽东窑洞里进出的客人有一位就是非党作家萧军。毛泽东在一次深夜长谈中甚至将自己在党内所遭受的排斥和打击的细节向萧军和盘托出。 从这件事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在1942年3月鼓动「自由化」的真正意图。然而担任《解放日报》社社长的博古并不完全知道毛泽东的打算,他眼见毛泽东「批评」的板斧又挥向自己负责的党报工作,于是迅速跟上毛的调子,在他的默许下,丁玲在《解放日报》文艺栏推出由党员与非党员撰写的一组批评性文字,以示党报工作的改进。

1942年3月9日,就在《教条和裤子》社论问世的当天,《解放日报》刊出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紧接着,由丁玲任主编、陈企霞任副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栏又先后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经毛泽东亲笔润色、作了修改的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以及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这些文章一经刊出,立即轰动了延安。

丁玲、王实味、萧军等人文章的共同特点是:用文学的形式对毛泽东在1941年9月1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评宗派主义的一段话:「在延安,首长才吃得开,许多科学家,文学家都被人瞧不起」作具体的解释和进一步的发挥,尽管他们当时都不知道毛的这个讲话。

毛泽东的「煽惑」终于将瓶子里的「魔鬼」驱赶了出来!丁玲等尖锐抨击了在延安普遍存在的「首长至上」的现象。这些文章还曲折地表达了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对延安「新生活」的失望:基层单位的领导毫无政策和文化水平,对上奴颜卑膝,对下则横眉冷对,动辄用政治大帽子压制普通党员的不满。文章的作者纷纷要求扩大党内民主,在「同志爱」的基础上建立充满友爱、平等精神的革命队伍的新型关系。

在《解放日报》文艺栏发表的文章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中研院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王实味的《野百合花》。

 


呼唤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王实味言论中的意义

王实味是受了五四民主和科学精神的影响,满怀乌托邦社会改造的理想,转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那一代左翼知识分子的突出代表。1926年,时年二十岁的王实味在其就读的北京大学文科预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年后因与女友恋爱受到了中共支部书记的指责而不再参加支部的组织生活。从1926年起,王实味开始在北京、上海的文学刊物上发表文学作品,1929年后,长期住在上海,有过一本创作小说集和五本文学译着问世。1937年10月王实味来到延安,先入鲁迅艺术学院,后经张闻天亲自挑选,调入马列学院编译室,参与翻译马列经典著作,几年中译述达百万字左右。王实味个性耿直傲介,看不惯马列学院编译室负责人陈伯达等谀上压下的种种表现,与他们的个人关系十分紧张,但却十分尊敬张闻天、王学文和范文澜(原任马列学院中国史研究室主任,1941年8月后任中研院副院长)。马列研究院改名为中央研究院后,王实味转入由欧阳山任主任的中国文艺研究室作特别研究员,享受中灶待遇。

从1942年2月始,年届三十六岁的王实味受毛泽东整顿三风号召之鼓舞,陆续在《谷雨》杂志、《解放日报》及中研院《矢与的》壁报上连续发表文章,计有《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等。王实味的上述文章,从内容上看,与丁玲、萧军、艾青等人的文章完全一致,只是更具尖锐性和批判性。

王实味大胆地揭露了延安「新生活」的阴影,相当准确地反映了延安青年知识分子理想渐趋破灭后产生的沮丧和失望的情绪,并对在革命口号下逐渐强化的等级制度及其官僚化趋向表示了严重的忧虑。

1937—1938年,成千上万受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强烈吸引的知识青年,怀着对中共的崇仰和对未来新生活的憧憬,从天南海北奔向延安。他们的到来正好和急欲「招兵买马」、壮大自身力量的中共的现实目标相契合,因此受到中共领导的热烈欢迎,而与外界隔绝多年的老红军也热忱欢迎给他们带来各种信息的知识青年。延安一时到处充满着青年的欢声笑语,似乎成了一座青年乌托邦城邦。

知识青年在延安感受到一种完全迥异于国民党统治区的氛围,最令人振奋的是,在人与人关系上充满着一种同志式的平等精神。尤其从国统区中小城镇前来延安的女同志,更是觉得「卸掉了束缚在身上的枷锁,分外感到自由」。一首流传在延安的歌曲真实反映了当年她们的感受:
冰河,在春天里解冻;万物,在春天里复生;全世界被压迫的妇女,在「三八」发出自由的吼声……从此,我们……我们定要……打碎这锁人的牢笼!

在这个时期,由于毛泽东的领袖权威还未最后形成,中共政治生活中的礼仪化色彩较为淡薄,毛泽东、王明、张闻天、朱德等党的领袖穿着朴素,言谈随和,经常前往各学校作报告,前呼后拥的现象还不突出。除了「毛主席」这个称呼已被叫习惯而继续沿用以外,其它中共领袖都可以被青年人直呼为「同志」,无论是「王明同志」、「洛甫同志」,还是「恩来同志」、「博古同志」,都未闻有谁将「书记」、「部长」一类头衔与他们的名字相联。集中在延安各学校学习的青年学生经常就马列基础知识和党的领导人的报告,展开热烈的讨论,「他们无限崇仰『两万五』穿草鞋和会打草鞋的人」,「一到了自己的队伍里,就天真烂漫得很,虔诚到了家,对自己的领袖人物更是从心里往外热爱他们,一想到烈士,就肃然起敬」。为了表示与旧社会一刀两断,许多人甚至改了自己的姓名。艰苦的物质生活非但未减弱知识青年的热情,相反,在这种充满平等精神的新环境里,他们体验到心灵净化的崇高,对中共的政治目标产生出更为强烈的认同感。在这个时期,延安男女青年的交往还比较自由,十月革命后苏俄柯伦泰夫人的「杯水主义」一度流行,一些重要干部率先「与传统作彻底决裂」,上行下效,「打游击」和「革命的恋爱」成为新生活的一项标记, 使得理想主义的氛围更加浓厚。

然而1938—1939年后,随看国共关系的恶化,延安与外界的联系基本中断,在封闭的环境下,延安的社会气氛和精神生活领域开始出现重大的变化:

一、毛泽东有意利用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带回的斯大林「反托派」精神为己服务,放纵康生在延安营造「肃托」精神恐怖,青年知识分子无端失踪的事件时有所闻。伴随「肃托」阴影的扩大,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逐渐升温,延安各学校原有的自由讨论的学习活动渐渐转变为对毛报告的歌颂,广大知识青年的主动性逐渐消失,自赎意识与沮丧感日益蔓延。

二、上下尊卑的等级差序制度逐步完善,新老干部的冲突逐步表面化。在任弼时的督导下,1940年延安的大、中、小三灶制度正式在全党推行,舞会成为延安高级干部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对领导干部的安全保卫工作已制度化。各单位的领导多由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担任,知识分于的思想和生活习惯开始受到严厉的指责,批评知识青年的词汇,诸如「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愈来愈经常出现在报刊和领导干部的口中,成为笼罩在青年知识分子头上的精神低气压。

三、恋爱自由逐渐受到限制。「杯水主义」现象显然与差序等级制度相违背,作为一种「时尚」它在1939年就告结束,而代之以干部级别为基础的、由领导介绍批准的婚姻制度。

到了1941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忽然发现,他们已从青年乌托邦理想国的主人,一下子跌落至「等级差序」制度下的最底层!

从王实味给我们提供的延安两个女青年的对话中,不难看出延安青年知识分子的失望和激愤:

「……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

「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底××同志还不也是这样!」

「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象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平常见人装得笑嘻嘻,其实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摆出首长架子来训人。」

「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我们的科长,对上是毕恭毕敬的,对我们,却是神气活现,好几次同志病了,他连看都不伸头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鹰抓了他一只小鸡,你看他多么关心这件大事呀!以后每次看见老鹰飞来,他都嚎嚎的叫,扔土块去打它──自私自利的家伙!」

「我两年来换了三四个工作机关,那些首长以及科长、主任之类,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

和这一切相对应,王实味又为后世提供了一幅伴随革命「蜕化」,「新阶级」破土而出的逼真画面:
抗日前线的将士在浴血奋战,「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
延安中央大礼堂的舞会在通宵达旦地举行,「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
「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曲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食分五等,衣看三色」……

作为一个狂热的理想主义者,面对这一切,王实味感到不平,有如骨刺在鲠。他似乎十分怀恋1937—1938年那段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岁月,但他毕竟又信奉马克思主义,知道「共产主义不是平均主义」。于是王实味申明自己也属于「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放言直谏绝非为争个人利益。他甚至对延安的等级差序制度表现出最善意的理解,认为「对那些健康上需特殊优待的重要负责者予以特殊的优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负轻重要责任者,也可略予优待」。只是处在当前「艰难困苦的革命过程中」,「许多人都失去最可宝贵的健康的时期」,为了「产生真正铁一般的团结」,「负责任更大的人,倒更应该表现与下层同甘共苦(这倒是真正应该发扬的民族美德的精神)」。

王实味确实太书呆子气了。他毕竟未亲身经历过1927—1937年的「现代农民革命战争」,他不知道他所提出的这些要求对于某些出身于农民的高干实在是强人所难。斗转星移,中共虽然还未打下天下,但已有几块相对稳定的地盘,一些人已做不来与群众「同甘共苦」、「吃一锅番瓜汤」那类事了!虽然从总体上讲,在四十年代初的延安,干部物质待遇的差别还不是十分明显:大、中、小三灶伙食供应制度和斜纹布(黑色)、平布(青灰色)、土布三级服装供应制度,如果和1949年后的高干特供制度相比,简直不能同日而语,但为何王实味竟感到「大人物」有如「异类」呢?

真正使王实味以及延安青年知识分子产生疏离和异己感的是以「食分五等,衣着三色」为特征的、与高干地位相联系的干部特殊待遇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高干至上」的浓厚的社会气氛。

延安的重要高干的家里一般都有组织分配专门照顾首长孩子的保姆,保护首长安全的警卫员,以及照顾首长生活起居的勤务员或公务员(负责为首长打洗脸水和洗脚水,在牙刷上放牙粉等),有的首长的勤务员也由警卫员兼任,另有「伙夫」、「马夫」各一人。 在范围不大的延安城,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警卫员紧紧跟着首长和他们的家属沿着延河漫步,每逢星期六,人们也不难看到首长派来接爱人回家度周末的警卫员已早早守候在各学校、机关的门口。甚至连孩子们都知道:街上奔跑的那辆由海外华侨捐赠给八路军前方将士的救护车,是「毛主席的汽车」。至于毛泽东居住的杨家岭、枣园戒备森严,明哨、暗哨密布,非邀不得靠近,这更是公开的秘密。1942年春,毛泽东派李卓然登门邀请塞克到其住处谈话,被塞克拒绝,理由是「有拿枪站岗的地方我不去」,直到毛泽东吩咐撤去岗哨,塞克才在邓发的陪同下去见了毛泽东。 这一切在王实味和延安青年知识分子的眼中,全都成了背离革命道义原则的有力证据,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义愤和不平等感。

最令人心悸的是作为一个书生的王实味竟敢从抨击「食分五等,衣看三色」的现象进而试图剖析产生等级差序制度的思想和历史根源,间接或直接地向手握兵符和镇压机关大权的中共领袖毛泽东发起了挑战。

王实味看到的「革命圣地」绝非是纤尘不染的共产主义殿堂,在延安的阳光下,不仅存在着浓重的阴影,还有人「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证据之一,即是有人以「发扬民族美德」为等级差序制度辩护──而这类「民族化」言辞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王实味是一个十分敏锐的知识分子,他亲自体验了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后在延安逐步深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感受到在社会气氛方面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他不会忘记也40年延安理论界所发生的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正是随看这类讨论的展开,在「民族形式」的掩护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某些价值被堂而皇之地引入到中共的理论及其实践中。终于,王实味得出自己的结论:中国专制主义的旧传统已严重侵蚀了中共的肌体,即使在延安,「旧中国的肮脏污秽也沾染了我们自己,散布细菌,传染疾病」,而旧传统一旦与以「必然性」面目出现的俄式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就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等级差序制度的理论基础。

王实味质问道,难道我们可以用「了解国情」,「尊重国情」作借口,迁就、迎合中国的落后传统吗?难道因为「黑暗面」存在有其必然性,就欢迎、保护黑暗吗?王实味笔锋一转,忽将批评的矛头直指毛泽东独创的名言「天塌不下来」论:
在「必然性」底「理论」之后,有一种「民族形式」的「理论」叫做「天塌不下来」。是的,天是不会塌下来的。可是,我们的工作和事业,是否因为「天塌下下来」就不受损失呢?这一层,「大师」们底脑子绝少想到甚至从未想到。

从四十年代初开始,毛泽东就愈来愈喜欢讲「天塌不下来」,在形势紧张,中共面临困境时,毛爱谈「天塌不下来」;在闻知党内外有不满意见时,毛更爱说这句话:
「有意见,你让人家讲吗,天又不会塌下来!」,「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天塌不下来!」
「我劝同志们硬着头皮顶住,地球照转,天塌不下来!」

满腔热血的王实味慷慨陈辞:
在认识这必然性以后,我们就须要以战斗的布尔什维克能动性,去防止黑暗的产生,削减黑暗的滋长……要想在今天,把我们的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消灭至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

王实味继而警告道:
如果让这「必然性」「必然」地发展下去,则天──革命事业的天──是「必然」要塌下来的。别那么安心罢。

王实味在1942年所发出的这番「危言耸听」的预测,终于事隔四十九年后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原先称作「社会主义祖国」)──苏联和东欧、蒙古各社会主义国家得到应验,苏联甚至都已不复存在。

只是,王实味当时还指望毛泽东警醒,以求防患于未然,但是王实味再一次失望了:
「『大师』们不惟不曾强调这一点(指防止黑暗面的滋长──引言注),他们只指出『必然性』就睡觉去了」。
「其实,不仅睡觉而已。在『必然性』底借口之下,『大师』们对自己也就很宽容了。」

尽管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不着急,王实味却忧心如焚。他为防止「革命的天塌下来」,向全党贡献出他的药方:重振共产主义的理想之光,在革命道义的基础上建立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使共产革命充满永久的动力。

王实味饱含激情,无限感怀地回忆起为实现主义而牺牲了生命的李芬烈士,企图用追忆殉道烈士的方式来唤起人们胸中已沉寂的理想主义,用烈士滚沸的热血来涤荡革命队伍中已经形成的带有专制色彩的人身依附的现象。王实味更期盼借早期共产主义者身上的圣洁之光,重振革命者已渐丧失的自豪感、自尊感和自信感。王实味梦想中共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首先实践关心人、尊重人、重视人的人道主义准则,让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成为「新社会」的自觉原则。 王实味热情歌颂青年的「纯洁、敏感、热情、勇敢」,呼吁当政者万勿因延安的青年由于得不到「爱和热」而发出「牢骚」就厌恶、嫌弃他们。王实味不无沉痛地说:「延安的青年已经够老成的了」,若再打击他们(例如某个在墙报上写文章的青年,遭该机关「首长」批评打击,「致陷于半疯狂状态」),那么这个世界就太「寂寞了」。王实味甚至「超现实主义」地做起类似武者小路实笃笔下的「一个青年的梦」,以为凡为人者,皆存一颗温暖友爱的同情怜悯之心。

他写道:
我底理性和良心叫我永远以最温和的语调称呼他们为「炊事员同志」(尽管在延安称伙夫为「炊事员同志」有些讽刺意味,因为即使不反对平均主义,也不会有「半个伙夫会妄想与『首长』过同样的生活」)。

从抨击延安「歌舞升平」的景象到剖析等级差序制度的思想和历史根源,进而再开出一付「民主」、「博爱」的疗救药方,王实味的论调在延安领导人听来,的确太刺耳了!不仅如此,甚至听来有如托洛茨基的「工人国家蜕化论」!在这里,他们的判断并不错,王实味的思想确实和毛泽东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格格不人。
王实味鼓吹的「平等」、「博爱」观念,从根本上说,和建立在政治功利主义哲学基础上的「领袖至上」观念存在着严重的对立。从王实味的人道主义思想出发,必然引发出人的主体精神的高扬;而确立「领袖至上」的观念的首要条件就是削弱乃至消灭人的自主性,使人成为「齿轮和螺丝钉」。1942年的毛泽东正全力追求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将全体党员改造成「党的(也即是毛的)驯服工具」,如果听任王实味「蛊惑人心」的言论继续扩散;势必严重抵消毛的努力。因此,王实味及其思想就成了毛泽东不得不予以清除的障碍。

王实味呼唤平等,抨击延安的等级差序制度,也直接侵犯了毛泽东和享受等级制度之惠的老干部的利益,至于王实味言论中渗透的对革命的幻灭感,若从毛的角度看,则有可能「侵蚀」并危及毛「打江山」的伟业。

1927年后,作为「现代农民革命战争」主体的农民,已成了中共革命的主要动力,尽管因受俄式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使这场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农民革命战争」增添了许多新因素,但是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造反」模式仍对中共武装革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不少参加这场「现代农民革命战争」的农民看来,「打江山」的意义就在于「排座次,坐江山」,尤其随看毛泽东在三十年代中期控制了中共军队后。这场「农民革命战争」的俄式共产主义因素就逐渐被烙有毛个人印记的民族化共产主义因素所置换。深受农民造反传统浸润的毛泽东。极为重视利用农民的感情、行为和愿望为自己「打天下」的伟业服务,毛在马列主义的术语范围内,转换概念,引进大量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的语汇和行为,使得中共军队既是苏联红军式的军队,又是一支具有浓厚中国传统农民起义军色彩的队伍。作为适应战时环境的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的分配方法,和体现「论功行赏」传统原则的延安等级差序制度就是这样一种新旧杂揉的混合物。这个制度一经建立就受到农民出身的军队高级将领的普遍欢迎和敬重,至于受过俄式教育的中共高级文职干部,也因它夹杂斯大林等级制的因素,而对其采取「欣然接受」的态度。如今王实味放肆攻击被他们视为是未来革命成功后将要实行的权力与财富再分配制度的先期象征符号,怎能不遭致高干们共同的愤怒?于是当某军队高级将领破口大骂王实味「反党」时,那些具有留苏背景的高级文职干部,也纷纷口诛笔伐,声讨王实味「反列宁主义」。

毛泽东对等级差序制度的态度要比某些「武人」复杂的多。毛在等级制度问题上的看法是灵活的,其变化中轴点是看其是否有利于一统天下的伟业和他对权力的获得与巩固。从本质上说,毛泽东是中共等级差序制度的最大维护者,而当他的权力还未达到顶峰,或自感权力受到威胁时,毛往往又变成一个「反官僚主义」的急先锋,只有在这时,毛才会释放一些头脑中的「虚无主义」,换上一付「小人物」保护者的面孔,然后煽动下层「反特权」,驱赶群众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一俟目标实现或情况有变,毛则马上翻脸,挑出几个「替罪羊」,批判起「自由化」和「无政府主义」,将那些被愚弄的群众和知识分子一网打尽。此种计谋毛一生屡试不爽,1942年则是牛刀初试。

王实味与一般左翼人士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执着于五四自由、民主的理念,他更受到青年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和继承发扬了这种思想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以及反斯大林主义的托洛茨基部分观点的强烈影响。

作为近代欧美文明一部分的青年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传统,在战乱频仍、国民文化素质低下的二十世纪中国,除了在五四时期及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引起少数知识分子的兴趣,犹如惊鸿一瞥,始终不曾在中国落户。它和在第三国际指导下建立的中共几乎毫无思想联系,尤其随着1927年国民党屠杀中共的一声枪响。中共历史上的古典共产主义革命阶段的终结,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对中共的影响已接近于零。王实味作为一个异数,他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主要来源于他对马克思和其它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家著作的直接阅读,以及在关读基础上的独立思考。
王实味与托派的部分观点存在共呜也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三十年代初期,王实味与托派有所来往,曾翻译过托洛茨基自传的部分章节和被斯大林隐瞒的列宁(遗嘱),对苏共内部复杂、残酷的斗争有所了解。1937年王实味投奔延安,但头脑中的「异端」思想并未完全根除,托洛茨基所描绘的「工人国家官僚化」的景象,连同辗转传至延安的1937—1938年莫斯科「叛国案大审判」的不祥消息,刺激、震撼了王实味,逼使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拿起「蜕化论」这把标尺,来衡量延安所发生的一切,而他在延安所见所闻正好与他头脑中的「蜕化」影像完全重合!

 

三 风向突转:毛泽东拿王实味开刀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刊登在中央研究院《矢与的》壁报上的其它言论一经问世,立即在延安引起轰动,一时间各学校、机关纷纷仿效中研院,也办起了各种类似《矢与的》的壁报,至1942年3月底,4月初,各大单位创办或计划创办的壁报有:
西北局的《西北风》;
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整风》、《向日葵》、《心里话》;
民族学院的《脱报》(脱者,「脱裤子」也);
中央医院的《显微镜》(拟创办);
延安学生疗养院的《整風》

这些壁报连同存在时间较久的中央青委《轻骑队》壁报,构成了延安壁报群中的几朵耀眼的浪花。

与此同时,各学校、机关「反官僚,争民主」的浪涛正汹涌澎湃:中央研究院,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人员同情、支持王实味的观点,研究院领导罗迈和张如心等成为众矢之的;

延安大学也出现了民主「一边倒」的局势。在3月26日全体党员大会上,与会者控诉了「个别领导同志,以主观武断的态度处理问题,缺少民主精神,以『尊重组织』、『尊重领导人的威信』等为借口变相地压制民主,以致造成一部分同志不敢讲话和不愿讲话的现象」,会议「打破了过去大家畏缩不敢发言的空气,充分发扬了民主」,有人甚至提议,应以清算的方式,明确责任问题,「是非属谁。责任属谁,根究到底,必须得出正确的结论」。各支部代表一致认为:
领导者的威信是建立在自己的工作上,建立在正确的认识和主张上,若建立在别人不敢谈话的基础上,是非常危险的。

几个还未完全「脱」尽率真之气的党员老知识分子,竟然也在一时高涨的「呜放」空气中翩然起舞。

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范文澜是三十年代初入党的老党员,1934年被捕,1939年赴延安后重新加人共产党。他在《矢与的》壁报上撰文,号召「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
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经历过中央苏区的党内斗争,讲话就含蓄得多,他提议不要多追究个人责任,但是也按捺不住,鼓励青年「大胆发言,认真检讨」;
已经奉命停课,或即将停课转入整风的各学校,和已转入整风检查阶段的各机关,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动荡的局面,青年知识分子普遍要求「揭盖子」和割领导的「尾巴」……

此时的毛泽东又是何种反应呢?他是大畅所欲,抑或是「龙颜震怒」?据胡乔木回忆,当毛泽东看到在《解放日报》上连载的王实味的《野百会花》后,气愤地「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毛当即给《解放日报》打电话,「要求报纸作出深刻检查」。毛泽东感到情况不妙;担心运动将失去控制,迅速改变原先制定的利用「自由主义」打击教条主义的策略;在亲自前往看过在《矢与的》壁报后,毛召集高干会议,决定抛出王实味作为靶子,先行将「自由化」打压下去。

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放出「反击」的气球,他抓住「立场」、「绝对平均观念」和「冷嘲暗箭」三个问题,向延安青年知识分子发出严厉警告:
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毛泽东的上述警告赫然刊登在4月2日《解放日报》的头版,但是在1942年春天,延安大多数青年干部还未练就从报纸上观察政治风向的本领,竟然将毛的警告置之脑后,继续我行我素,「鼓噪」民主。延安青年知识分子对毛泽东发出的政治信号熟视无睹,这并不是第一次,早在中央研究院3月18日召开动员整风大会的前夕,《解放日报》就分别刊登罗迈、张如心文章,已从侧面传达了毛对他们的保护态度,只是在当时,王实味和中研院的绝大多数干部根本没有把这当成一回事。如果说上次的疏忽碰巧与毛泽东「放火烧荒」的意图相吻合,毛也并非不愿看到罗迈这个昔日的政敌被群众「火烧」一下,那么当毛已改变主意,将王实味视为首要敌人之后,中研院再「炮轰」罗迈,就属犯上作乱的行为了,只能增添毛剿灭自由主义的决心。

1942年4月3日,也就是《解放日报》刊登毛泽东警告的第二天,中宣部正式发出有名的「四三决定」(即《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针对中研院整风出现的「自由化」倾向,特为「纠偏」而制定的。《决定》明确申明:整风必须在各部门的领导机关负责人领导下进行,不得以群众选举的方式,组织领导整风的检查委员会;在检查工作时,不仅只检查领导方面的,而且要检查下面的和各个侧面的;每人都必须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四三决定」的颁布不仅结束了短暂的延安之春,而且标志着自1941年10月就秘密酝酿的干部审查运动即将拉开帷幕(当时成立了以康生为首的「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整风不久将转人严酷的审干肃反阶段。

4月5日,《解放日报》刊登胡乔木起草的《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的社论,胡乔木在社论中指斥整风已出现了「不正确的方法」,再次重复毛泽东3月31日发出的警告,不指名地抨击王实味是「从不正确的立场来说话」,谴责王实味等的「错误的观念,错误的办法,不但对于整顿三风毫无补益,而且是有害的」。 4月13日,延安壁报的始祖,创刊于I941年4月的中央青委《轻骑队》壁报编委会在《解放日报》上作出初步检讨,与胡乔木关系密切的中央青委的几个青年已从胡乔木处获知运动将转向的信息。《轻骑队》编委会的这份检讨正好与毛泽东的目标相一致。毛很清楚,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普遍同情王实味而他却不能将他们全部打成反革命──毛只求杀一儆百,从此封住他们的嘴,继而改造他们的思想,使其心悦诚服,老实就范即可。因此毛乐意让《轻骑队》壁报在认错后过关,这也算是给中央青委书记陈云的一个「面子」。4月23日。《解放日报》果真发表了《轻骑队》编委会的《我们的自我批评》,他们在此文中申明自己是「一群政治上幼稚的青年同志」,承认自己的言论「助长了同志间的离心倾向」,「产生了涣散组织的恶果」《轻骑队》获得了解脱。

王实味此时并不知风向已变,仍在中研院振振有词,继续发表情绪激昂的演说,殊不知他已被毛泽东选中,即将被当作活祭推上燃烧看的火台,成为警吓众「猴」的一只待宰之「鸡」!

1942年4月7日,在前一阶段因遭到巨大的批评压力,暂时退避一旁的罗迈遵循毛泽东的「反击」部署,从容跃入前台。具有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且十分熟悉毛泽东个性的罗迈,为了向毛显示自己的忠心,先将中研院出现的「自由化」与王明、张闻天挂起钩来,再有条不紊、胸有成竹地部署中研院的反王实味斗争。很快,中研院原先支持、同情王实味的干部,被骤然降临的风暴吓得不知所措,随即为求自保,纷纷反戈一击,或痛哭流涕检讨自己立场不稳,上当受骗;或义愤填膺,控诉王实味一贯「反党」、「反领导」。一些人甚至作出与王实味「势不两立」的模样,要求组织上严惩王实味。在这种群体性歇斯底里的疯狂状态中,王实味被控的罪名也不断升级,到了1942年6月,王实味的头上已有三项「铁帽子」:反党分子(不久又升格为「反党集团头目」)、托匪、国民党特务(又称「国民党探子」)。在持续的精神恐惧中,6月初,王实味突发书呆子「异想」,宣布退出中共,以为就此可以摆脱一切。但是,王实味又大错特错了,罗迈等绝不会允许王实味退党,而是要将其开除出党。他承认或不承认「错误」,更是无关紧要,他的归宿早已由「上级」作了安排,作为一个难得的「坏人」标本,等待他的将是被捕人狱,即使王实味痛哭流悌,收回退党声明,承认自己的言论犯了弥天大罪,跪在中央组织部磕头求饶,也丝毫无济于事。1942年11月后,王实味已处于隔离状态,失去了人身自由,1943年4月1日,王实味被康生下令逮捕,次日被关押进中社部监狱,从此成了活死人,除了偶而被带出来向来延安的外国或国统区记者发表一番自唾自弃的说辞外,王实味的日常「工作」就是写交待材料,直到1947年7月1日在山西兴县被康生下令砍了头。

从毛泽东的角度看,整肃王实味,并下令在延安展开批王斗争乃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1942年6月初,在批王斗争达到高潮时,一位与王实味友善又与萧军相熟的作家李又然,请求与毛关系较熟的萧军向毛代为说项,然而当萧军向毛陈述后,却遭到了毛的断然拒绝;毛并警告萧军不要插手。

1942年春,王实味这头从魔瓶中跑出的「魔鬼」使毛泽东大为震惊,毛本指望大大小小的王实味们可以把一把大火烧到王明、博古一类的「大尾巴」上,谁知王实味等乱燃野火,横扫一切,竟敢把矛头指向了新秩序的基石──等级差序制度,真可谓犯上作乱,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时,毛方体会到等级差序制度的「甜露」还不很久,毛愈来愈相信,等级差序制度是建立新秩序的重要保障。在唤起农民「觉悟」,组成浩浩荡荡的「打天下」队伍时,一个「阶级斗争」,一个「论功行赏」,无疑是壮大和凝聚革命力量的两个最有效的武器,只不过「阶级斗争」是公开亮出的旗号,另一个则是在内部实行的方法。王实味向等级差序制度挑战,影射、讽刺这是旧中国的「污秽」,涣散人心,居心叵测,只能使青年知识分子顿生革命的「无意义感」,无疑是企图摧毁革命。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才勃然变脸,全然不顾自己曾抨击过延安「首长至上」的现象,以及大力鼓励青年知识分子「割大尾巴」的事实,厉声谴责起王实味的「绝对平均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毛也发现,利用自由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是一种格外需要小心驾驭的、充满巨大风险的政治游戏,不到绝对必要时不能轻易操之,否则极易引火烧身。1942年春,王明等已显出一副衰相,虽说国际派仍是毛在党内的头号敌人,但毛已再无必要利用王实味之流来围剿王明。当然,事情既已发生,也无需惊慌失惜,正好借此契机,因势利导,同时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将自由主义和教条主义一锅煮,把反王实味的斗争转化为一场整肃「异端」的运动,这也可叫做「将坏事变为好事」于是「延安之春」的帷幕刚落下。审干肃反的锣鼓就已敲响!最后在审干战役的高潮中,1943年5月,毛泽东干脆关闭中央研究院,把「红色教授」们全部赶进中央党校去受审。

总之,王实味是在劫难逃,延安的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也命中注定要在这已置放好断头台的革命广场上经历一场红色风暴的洗礼,以实现脱胎换骨的蜕变。当然,最不幸的还是王实味,虽说每一场大革命都有一批冤死鬼,但王实味的毁灭却因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计谋的牺牲品而格外另人扼腕同情。毛泽东决定拿王实味开刀,挑选在当时社会知名度不甚高的他作斗争靶子,而有意放过了和王实味有相同思想的知名女作家丁玲,是基于一种深谋远虑的考量:若在延安打击1936年底就投奔陕北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作者丁玲,势必将在国统区文化教育界和青年学生中引起极大震动;而清洗王实味,则犹如下一场「毛毛雨」,最多地皮湿一层,稍刻就会踪影全无,不致严重削弱国统区左翼文化人和青年学生对延安的向心力。尽管毛泽东政治行为中的功利主义的性质在王实味事件中得到充分的暴露,但是世人既有势利眼,也就不能单单责怪毛泽东的老谋深算,工于心计。毛泽东的策略果真获得了成功:虽然国民党当局围铙王实味事件出版了小册子,王实味的命运也曾引起国统区一些文化人的关注,但是王实味的名气毕竟不很大,而国统区的严重腐败使更多的人把国民党在王实味事件上的反应视为是老生常谈的「反共八股」而不予置理,──王实味终于被历史尘封了。

 

—— 出自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2000)

 

 


 

高華 紅太陽 1

 

【高華】

高華(1954年5月12日-2011年12月26日),江蘇南京人,歷史學家,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博士生導師。因中國共產黨黨史研究而知名。《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揭示了中共式思想改造的緣起與模式,尤為學界所重。

高華父母均不是知識分子。父親很小就在電鍍廠做童工,初中文化,但喜讀歷史書,後被打成右派。
高華在1971年到1978年曾做過工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學歷史系,獲得歷史學學士、碩士以及博士學位。後任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和博士生導師。1995至1996年赴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做訪問學者。主要從事中國現代史、民國史、中國左翼文化史及當代中國史的研究。2007年罹患肝癌,2011年12月26日22時15分在南京病逝,享年57歲,葬於南京普覺寺墓園。
2005年,應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楊奎松教授的邀請,高華決定離開生活了25年的南京,去上海工作,擔任華東師大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但最後由於「不可抗拒的原因」,高華無法調入上海,華東師大只能聘請高華為講座教授兼博士生導師。在弟子黃駿的印象里,高華回到南京時,「情緒上有些低落」。

主要作品: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

《身份和差異:1949-1965年中國社會的政治分層》,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

《在歷史的風陵渡口》,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8

《革命年代》,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

《多變的孫科——歷史學家高華筆下的孫中山之子》,香港中和出版社,2012

《歷史筆記》,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2014,一套兩冊.

《歷史學的境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王實味】

 

王實味 1

王實味(1906年3月12日-1947年7月1日),原名叔翰,中國作家,河南光州(今河南潢川)人。中國共產黨員。在延安整風運動中被捕,1947年7月1日被中共秘密虐殺處死。

王實味1906年生於河南省潢川縣。4歲喪母,6歲上小學,13歲小學畢業(當時小學7年制),17歲中學畢業(中學四年制)。他從小學到中學,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因受父親薰陶,古文功底較厚,他的老師曾誇他是「天上的玉麒麟下凡」。1925年考入北京大學文院預科。

1926年1月,經人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支持共產主義革命,曾隨共產黨軍隊到延安,翻譯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家的著作。

他反對中國國民黨領袖蔣中正的獨裁統治,寫過一些激勵革命意志、針砭時弊的文章,如《休息》等。1937年,王實味再次輾轉來到延安,先在陝北公學學習(任第七隊隊長),後來在延安寫了一批批評官僚主義糾正黨風和反對過激共產的文章。

在「整風運動」中,主要因為他撰寫的雜文《野百合花》(發表於1942年3月13日《解放日報》文藝副刊),批評延安的等級制度,因此最終被定性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反黨五人集團成員」、「暗藏的國民黨特務」,並在康生主持的「審幹」過程中遭到迫害。

作家蕭軍曾當面請求毛澤東對王實味從輕發落,被毛澤東斷然拒絕。毛說:這事你不要管,王實味的問題複雜。他不是一般思想意識錯誤,他有托派和國民黨特務嫌疑。毛在1962年還是指王實味是「暗藏的國民黨探子」。

1943年4月1日,康生下令將王實味正式逮捕。「搶救運動」結束後,中央社會部副部長李克農主持了甄別工作,因為甄別對象太多,按照輕重緩急的次序,王實味的問題被排在了最後。李克農最終於1946年作出了王實味是「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的結論,認定王實味到延安來是有目的的,即進行有組織的「托派活動」。

1946年,在中共對「審幹運動」中遭批判的大部分人甄別平反時,已經被囚禁了三年的王實味仍被戴上了「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的帽子。1947年6月,國軍飛機炸毀了王實味被關押的看守所,晉綏公安總局請示中央社會部如何處置。時任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與副部長李克農批示:將王實味就地秘密處死。1947年7月1日夜,王實味被秘密殺死後,置於一口枯井中掩埋。 毛澤東在得知王被處決後,表面上勃然大怒,發出了「還我一個王實味」的怒吼。

1948年8月31日,作為社會工作部副部長的李克農就王實味問題向中共中央寫了一份檢討,主動承擔了王實味案的責任,並請求中央處分。在報告中,李克農首先肯定了整風運動取得了積極成果,繼而指出了運動的一些不足之處,認為主要是方法、方式上的一些失誤;李克農著重指出了在「王實味案」中暴露出來的黨的工作方法上的一些漏洞,並坦承對「王實味案」負全責,請求中央給予處分。

9月1日,毛澤東批示:「有所聲明即夠,不必議處。」並請中央書記處及有關同志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鄧小平、彭真、饒漱石、聶榮臻、賀龍等都在報告上畫了圈。李克農的報告中,隻字未提康生。康生也保持沉默,沒說要擔負責任。

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上說:「還有個王實味,是個暗藏的國民黨探子。在延安的時候,他寫過一篇文章,題名《野百合花》,攻擊革命,誣衊共產黨,後頭把他抓起來,殺掉了。那是保安機關在行軍中間,自己殺的,不是中央的決定。對於這件事,我們總是提出批評,認為不應當殺。他當特務,寫文章罵我們,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裡吧,讓他勞動去吧,殺了不好。」

約在1954年,李克農曾對秘書提起過康生,說:在社會部,康生一人說了算,開會時就他說話,是家長作風。又談到搶救運動,李克農說「他說他的,我做我的」。但是李克農負責的這方面審查工作,又直接受康生領導,因為康生是中社部部長,又是整風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是中央領導審干工作的主要人物。康生在代表中央領導審干工作中犯了「左」的錯誤。他誇大敵情,批評審干人員在對敵鬥爭中的自由主義態度,特別是掀起所謂「搶救失足者運動」,大搞「逼、供、信」的過火鬥爭,造成了大批冤假錯案,出現嚴重的偏差。王實味對康生那一套「逼、供、信」式的審訊方法也無招架之功,最終承認自己是托派,而且還是個「自命天馬行空、半狂的托派英雄」。

1962年2月9日,李克農在北京病逝。李克農在臨終前對王實味的妻子劉瑩坦承「王實味案」是糾纏他多年的一段心痛。

文化大革命以後,王實味妻子劉瑩積極為他申訴。直到1990年,王實味才得到平反。

 


 

【延安整風】

1921年,中國共產黨在蘇聯共產黨資金援助下成立,當時各國共產黨都是共產國際的分支機構,並沒有獨立自主權。一方面為中國共產黨提供了部分活動經費和指導(包括周恩來、顧順章建立中央特科,鄧小平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劉伯承到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等等),因此出現了中國工農紅軍由毛澤東等中國本土幹部領導而中共中央為共產國際派來的人員掌控,在實際工作中要求中共的鬥爭運用蘇聯模式並服務於蘇聯,對中共的鬥爭產生不利影響。

1941年6月22日,納粹德國進攻蘇聯,蘇德戰爭爆發,蘇聯無暇經營中共事務。毛澤東利用這個時機,打擊中共內部以王明為首的國際派,強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樹立毛澤東思想,擺脫共產國際領導,轉變成不受蘇聯控制的「無產階級政黨」。

剛開始實行整風時,大家的互相批評的積極性並不高;因此上級鼓勵大家積極對黨作批評,強調「言者無罪」,並運用牆報的方式提出批評。而王實味則將周末娛樂等文藝活動描寫成歌舞昇平不思進取、為中國共產黨服務。在此影響下,許多青年開始進一步發展成黨員攻訐中央高層,許多文藝人士一方面要求提高自己生活待遇,另一方面發表要求絕對平均主義相關的文章;這引起高層的反彈,認為他們的作法是「冷潮熱諷,暗箭傷人」。毛澤東以王實味為目標,開始批評王實味的作法,並引起大家對他的「拯救」;王實味堅持自己的政治立場,最後在轉移途中被處決。有人說殺死王實味,不是毛澤東本意,理由是在得知王被處決後,毛澤東勃然大怒,發出了「還我一個王實味」的怒吼。(但,也有人認為,毛在默認處死王後,又故作憤怒,乃是虛偽狠毒之徒。)

隨著對王實味的鬥爭的同時,毛澤東又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文藝是必須「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鬥爭」而服務的,進一步加強了對文藝工作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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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0317 王實味:野百合花

 

 


 

 

編者按:以上素材,皆來自網絡,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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