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2 蕭瀚:中國會走向何方?

2018年年末,蕭瀚君發出的憂慮和吶喊,生逢此世,我當何為? ……

【Key Words】

屈辱感逼迫著我寫下這篇文字,它本來只是我的一個獨白,之所以會公開發表,是因為我不相信康德所謂的內在自由,而更傾向於漢娜·阿倫特的意見…在公共生活中,所謂內在自由常常只是怯懦與犬儒的遮羞布罷了,公開發表這篇獨白也是要扯下我自己的遮羞布 ……

從20世紀20年代中共發跡到現在,已將近百年。在這百年裡,中共從它降生的那一刻開始,就從未改變過它的基本形象 —— 一個依靠殘忍、堅韌和無恥的不擇手段最終竊取國家政權的竊國集團 ……

這一屆的中共僭政者到底在做什麼,他們自己清楚嗎?他們得有多恨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才需要這樣對待人民(像毛澤東那麼痛恨這個國家民族,一定要製造一個世界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大飢荒來一逞恨意)?

這一切還不夠嗎,不夠我們所有假裝沒看見、不了解的人們反思,需要到遙遠的歷史深處去尋找反思的材料嗎?

原題:中國2018,何處是歸程?

文 | 蕭瀚

題記

我們的沉默,是提前自辦的葬禮;
扭頭閉目的,是提前自掘的墳場。

前言

一直很喜歡《古詩十九首》,裡面有人們耳熟能詳的許多名句,其中有一句」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作為中國人,千百年來生死輪迴于這片土地的人們,或許都能體會這種心境。遠的歷史不去說,就說這最近六年來,國人在政治經濟文化甚至外交等幾乎所有與生活有點關係的領域里,都能在喧囂的死寂里聽到房梁脆裂的回聲。這種折騰感、無力感、無常感,對於大量中等收入的城市居民,尤其震撼——那些之前就一直被壓在底層從未被允許動彈的人們,這種震撼會因久壓的麻木而延遲發生。

作為一個長期致力於研究權力以及探尋馴服權力方法的人,對於這樣的局勢,我除了感到憤怒與悲哀,更多的是屈辱感。由於發表平台的全面喪失,我對諸多罪惡從最初的無法發言,已經逐漸變成麻木與熟視無睹。這種迴避,就像哈夫納回憶錄《一個德國人的故事(1914-1938)》里對自己的剖析,他像第三帝國時代無數人那樣,假裝集中營不存在。然而,真相是集中營存在,就如現在的新疆,它存在。迴避並不能讓它變得不存在,只能提高一個國家墜入深淵的速度。

屈辱感逼迫著我寫下這篇文字,它本來只是我的一個獨白,之所以會公開發表,是因為我不相信康德所謂的內在自由,而更傾向於漢娜·阿倫特的意見,公共生活中的自由,若不能外在展示,它就不存在。在公共生活中,所謂內在自由常常只是怯懦與犬儒的遮羞布罷了,公開發表這篇獨白也是要扯下我自己的遮羞布。

我希望自己不再裝作看不見屋子裡這頭大象后,可以繼續我之前和現在的思考,而不至於在屈辱感中不得安生,也就是孟子所謂的」求其放心而已」。

這六年裡發生了什麼

早在2009年年底,李庄案第一季時,我就驚覺當時的重慶模式可能會是中共試圖鎖死中國的未來模式——所謂重慶模式,以當時論,大致可歸納為四個方面:

繼續加強意識形態控制,中共自身的意識形態雖然已經破產,但他們還是希望能夠起死回生,即使無望,也要掙扎;

加大力度打擊一切具有公民社會特徵的組織性與廢組織性力量,包括宗教信仰、新聞出版、法律、NGO等一切中共認為危及其統治的社會存在;

進一步搜刮中高經濟階層,其中部分收益用以收買底層的安於奴役;

擴軍備戰,走軍國主義道路,在政權面臨嚴重危機時發動戰爭以解困。

簡而言之,無非進一步加強中共對政治經濟文化等所有領域的控制,永葆其僭政中國的預期。薄熙來的倒台無關這一大局。到2012年下半年中共現任黨魁習近平始執掌中國政局后,這一路徑即變得日漸清晰,直到現在的全國山河一地雞毛,因為他們的做法比我當時能想象的還要蠢很多。

我無法知道這一切如何發生,只能羅列這六年來的現象。

在中國這種極權國家,偽政治早已被異化得成為生活的靈魂,每個人的生活都多多少少受它的侵蝕,在中國基本上不存在與政治無關的人,即使有些人自認為與政治無關——我們的可悲,在於以與偽政治捆綁在一起來表現政治,而這正是極權主義的本質,它在根本上是反政治的。因此,政治上的變化,會直接甚至全面地影響人們生活的所有方面。

內政方面,党進民退的經濟政策,背後是中共在政治上進一步掌控經濟的圖謀;而對民企顛三倒四的政策性碾壓,則是經濟掌控與經濟下行矛盾下的倉皇失措,如有網友調侃的,是家暴渣男用水果刀在自己胸口上刻下」愛」字后的下跪求饒,無半點誠意可言;國稅地稅的合併,背後是中共財政的抽血泵在加大功率;對習近平個人的造神運動,是政治獨裁在收緊絞索方向上的超常努力;而前年杭州G20峰會的超豪華接待,則是萬國來朝迷夢的政治海洛因;冰封房地產市場則是多標靶射擊,既想維護金融穩定,又要為將來的房地產稅徵收運動關門殺豬;而最近半年以國稅總局對地方稅務政策出爾反爾的否定,對包括演藝界在內誅求無度的征斂,更是權力無限制下的恣意妄為;去年以來,以北京這個首惡之區為典範,對城市外來打工移民的打砸暴力驅逐,將部分國民置於奴隸不如的境地;各地政府朝令夕改,強行拆除商家店鋪的牌匾,已是幾如癲狂的政治精神病;對香港的持續大陸化,勢頭有增無減;對西藏、新疆的高壓暴政,更是到了讓人幾乎無法喘息的地步,新疆的狀況尤其讓人震驚,集中營問題正在成為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高度重視的議題。與此同時,消滅所有反抗暴政的聲音與行動,則變本加厲,在這六年中,中共借助科技的更新換代全面提高極權能力,對人們的公共生活進行了無孔不入的監控與打壓,新聞、出版、法律、NGO等稍有公民社會性質的健康力量在持續的顢頇暴力重擊下,已瀕臨絕境。

外交方面,即使因顛三倒四的經濟政策、官僚機構的繼續膨脹和財政支出上的揮霍無度帶來財政緊張,多年來這個國家依然在國際上毫無基本理性地肆意撒幣送錢,廣交各種國際流氓,罔顧國內公共服務上的各種亟需。國際上,因長期不遵守WTO而與西方交惡,無力應對美國挑起的貿易戰,國際關係繼續沿著」一帶一路」惡化,緩解乏力。

在這政治、經濟、文化等所有領域全面急劇惡化的境況下,所謂軍隊改革卻以擴軍備戰為基調,從軍區調整、軍區名稱的變更,到航空母艦的建造,以及中國軍艦在公海以及有爭議海域的招搖,都在增加國內國際緊張感。

至此,中共這幅張牙舞爪的國際牛二嘴臉呼之欲出。

中共的目的

從20世紀20年代中共發跡到現在,已將近百年。在這百年裡,中共從它降生的那一刻開始,就從未改變過它的基本形象——一個依靠殘忍、堅韌和無恥的不擇手段最終竊取國家政權的竊國集團。

無論小偷還是賭徒、土匪,對於偷搶等不勞而獲的財物,向來是不會珍惜的,中共這個盜國集團對於國家,對於這個國家的人民,也是如此,從未有一刻珍惜過。

1949年以前,中共為了竊取政權而不擇手段,包括勾結國際專制與極權勢力引狼入室,對蘇聯如此,對日本也如此,而在其偽政權掌控的區域里,則對人民橫徵暴斂,在蘇區如此,在西北亦如此——甚至種植鴉片,依靠制毒販毒補貼財政。

1949年以後,中共終於如願以償,竊取了國家政權。榮登大位后,中共先以鎮反、土改等全國性的大屠殺立威,繼而以欺詐性的緩兵之計獲得底層人民支持,不久即翻臉不認。所謂社會主義改造,即城市的公私合營和農村的人民公社化,是一根藤上結出的兩個瓜,無非出爾反爾、強行剝奪原先承諾不剝奪的人們所有自由與權利。這些暴行從最初的大資本和外國資本開始,逐漸擴展到小工商業者,再到農民、知識分子(反右),最後就連他們自己的各級政府官員都沒放過(文革)——20世紀的各國共產黨政權都熱衷於大清洗式的自相殘殺,這一點中共自建黨以來就沒消停過。在國際上,中共閉關鎖國與意識形態外交同步進行,這導致了國家利益長期以來的巨大損失。中共這種以敵對和殺戮為基本風格的僭政,在其毛澤東時代發展到喪心病狂的地步,以至於這個國家政治恐怖、經濟崩潰、民生慘絕、國際形象惡劣。

古今中西罕見的暴君毛澤東死後,經過短暫的停滯,鄧小平上台,1978年以後,奉行以有限開放國門和有限鬆綁內政為基本特徵的所謂改革開放,這喚起了國人巨大的創造力和生命力,數十年間,飛速積累了巨大財富,到2010年,中國成為全球GDP第二的經濟大國。

對於中共來講,目前中國在全球令人矚目的經濟地位,並不是鄧小平時代所敢希望和預見的,更不是鄧小平所設計的,所謂」改革的總設計師」這種頭銜,並不符合事實。鄧小平的成就恰恰在於他沒什麼設計,設計是個計劃經濟思維下的產物,而一個體量如此巨大的經濟體,不可能是計劃經濟的產物——計劃經濟只負責製造大飢荒,不負責創造財富。

執政者的作用在於維護公平的市場,創造市場是企業家和消費者的事,不是執政者的事,但是僭政者共產黨——不管哪國哪個時代的共產黨——在其本性上,都是敵視市場、並且熱衷以權力扭曲甚至消滅市場的馬克思信徒,他們只相信權力會帶來財富——正如強盜相信搶劫致富,即使因為權力取代市場而失敗了一萬次,他們依然會向著第一萬零一個實驗基地衝刺,就像現在的雄安爛尾工程。而共產黨自從僭政以來,不管國家被治理成一幅什麼鬼模樣,至少那些各個層級權力頂峰上的僭政者,都充分品嘗過權力扭曲甚至取締和取代市場的權力快感,並且成癮難戒。

巨大財富任由支配,權力癮頭難以戒除,再加國人奴性深重(我從自己身上就能看到很多慣於受奴役導致的事實奴性狀態),這三重因素理所當然會成為極權的血脈與養料。鄧小平以來看似霧裡觀花般的中國路徑,於是瞬間變得清晰無比:作為巨型利維坦的中共與數量龐大的中國自甘奴,這門當戶對的天作之合將中共推向一條中國特色的新極權主義道路。

這條道路當然絕不可能通往自由民主化與憲政改革,這不只是有目共睹的,更是可悲地符合中國的歷史傳統。這個以東方專制主義臭名昭著于古今歷史的老大帝國,自近代以來,曾有過數次的現代化嘗試,但都不幸地失敗了。

晚清的洋務運動是最早的一次嘗試,但只學器物不改制度與人心的中體西用論沒有能夠改造舊制度,大清帝國不免於黯然退場的歷史命運。中華民國的政治現代化嘗試,因其不知緩急的操切與悸動,也因其從未下過功夫研習外國的經驗吸取別國的教訓,再加本國毫無共和根基和國際風雲變幻,僅僅不到16年的時間就失敗了。如法國大眾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早在1912年就指出的,妄圖在一個從未有過共和傳統的地方建立共和國,是不可能成功的。在全球左右兩股極權勢力甚囂塵上的國際大潮下,更由於中國自身的孱弱及其烏托邦迷夢的催眠,還由於二戰各盟國在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上的曖昧與自相矛盾,這片土地終遭厄運,沒能倖免于被共產極權征服。

從中國歷史傳統來看,中共征服中國,就像古代的王朝更替,只是再一次的歷史循環;而從全球史角度看,中共征服中國,符合了英美西歐之外另半個世界的潮流,這一潮流要到1989年之後才逐漸乏力退潮。

中國的不幸,在於其現代化步伐與國際政治潮流的關聯時機總是滿擰。

全球共產極權退潮的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人還在探求以溫飽為目標的道路,所有所謂改革的思路也都只是一種相應的低級訴求,所謂」開放」打開的那條縫隙,只夠運進一點點糧食,國門外此起彼伏、波瀾壯闊的自由民主化運動,中國人既無法全景遠觀,也無心近觀,它既不能在制度意義上有效影響中國的改革,更無法在民心層面默化中國,最多隻是讓少數中國人產生」我們也能走上自由民主化與憲政改革道路」的幻覺——即便僅僅是個幻覺也在六四屠殺中破滅了。

更不幸的是,上述滿擰尚未結束,中國和世界簡直像事先約好的那樣,立刻又進入新的滿擰。

沿著以溫飽為訴求的所謂改開路線30多年後,中國搖身一變,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破衣爛衫換成了紫衣紅袍。長期以來,歷朝歷代不得不忍受權力奴役的中國人,對於財富,向來有著饕餮般的追求動力,因為這是朝不保夕的生存中唯一最有可能抓牢不脫的東西,就像尤太人一樣,這隻是一種由歷史和家族經驗順著血脈流傳下來的難民理性。這種渴求財富的難民理性不僅為中國人個體自身打開一條勤勞致富之路,也將整個國家帶上一條富裕之路,雖然這種富裕也因共產黨僭政無能與揮霍無度而大打折扣。無法否認,這個國家的經濟有著富裕繁榮的一面,不管它有著多麼嚴重的內在危機。

就在同一時間段,新興的第三波政治民主化浪潮卻遭遇了全球性的寒冬,開始進入低潮狀態。許多新興民主國家由於各種原因,民主制度運行不暢,帶來了包括政治、經濟、民生等各方面的問題。於是,非民主制度的中國與這些失敗的新興民主國家的對比,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國際上,都引發了人們的極大興趣,人們為」中國模式」與民主制度之間的優劣發生各種爭論。甚至有些嚴肅的研究者也由於缺乏全面真實的研究材料而得出了中國體制優於民主制度的結論,」中國模式」成為了部分人青睞的制度模式。不僅是新興民主國家規模化地遭受各種政治、經濟、文化危機,更早時代即已進入民主制度的許多國家,包括英國、歐洲大陸,也由於一些另外的原因而經濟乏力、社會問題叢生,導致了他們民粹主義力量的重新崛起,這些現象也都變成了某種程度上支持」中國模式」優越論的外援——因為中共向來除了高壓打擊任何反暴政力量,也極其善於利用外宣掩蓋中國國內的問題,讓國家看起來一直都歌舞昇平。

這一中國與世界虛假的模式比較,不只是讓許多無知國民片面理解本國經濟成就,無視其代價,更是讓中共通過經濟的績效合法性來論證自己僭政的合法性,尤其重要的是,這給了中共長期僭政統治中國以強大的信心——他們真心實意地認為自己長期以來對人民犯下的暴政罪行是正確的。習近平上台後,千方百計為數十年前鄧小平不痛不癢定調過並且錯誤的毛澤東功過論翻案,欲將毛澤東這千年難遇的暴君重新扶回神壇,這不僅僅是習近平建立自己獨裁王朝所需的合法性淵源鋼印,更是近幾十年來的經濟績效帶給他的幻覺。習近平試圖用目前的經濟成就證明中共向來是從不犯錯的偉光正——所有的罪行都只是探索罷了,至於無數人都被」探索」得多麼悲慘至少對他們來講是無所謂的。

20世紀以來,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憲政共和這些理念,已經成為全球政治倫理的共識,即使是所有極權國家也要給自己披上它們的外衣,就像現在中國刷滿大街小巷的所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習近平政權的意圖是偷天換日,將自己的奴役等級專制極權的內容填充到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憲政共和名下,這種魚目混珠的手段比直接反對自由民主平等法治憲政共和更有意想不到的殺傷力。這種做法已經不是以前反擊性強辯式紅脖子型對抗,而是一種志得意滿居高臨下鳩佔鵲巢式的暴發戶型征服,這完全仰仗了中國經濟目前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所占的份額。由於經濟上的緣故,這種所謂」中國模式」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憲政共和」,對國內國際大量的人們都有很大的欺騙性。

正是在這一經濟的績效合法性掩護下,中共對於走向自由民主憲政之路是嗤之以鼻的,遑論這原本就不是他們的理想,不但不是理想,更是他們最大的敵人。為此,中共借助目前尚存的巨大經濟體優勢,欲與美國為首的西方自由民主憲政道路分庭抗禮,這是在全球化時代保證中共長期僭政中國意圖中的最後一塊拼圖。

中共成功的可能性

中共是否能夠達到上述目的?回答這個問題雖然是件見仁見智的事,更是一件需要時間來檢驗的事。但對於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尤其是首當其衝的中國人,更急迫的並不是這件事,而是我們自身的焦慮,這種焦慮既包括我們的安全焦慮,也包括我們的倫理焦慮,兩種焦慮交織在一起,難分彼此。分析中共上述僭政戰略可能性的工作,是隨上述焦慮而發生的。

如果沒有今年以中美貿易戰為代表的國際形勢的突變,中共的上述僭政戰略至少表面上看極有成功的可能,但美國對中共的警覺並且迅速採取遏制戰略予以反擊,完全打亂了中共之前的如意算盤。習近平政權在內政和外交上的雙重亂政,對國內經濟和國際形象的打擊都十分嚴重,尤其是現在這個全球化時代,外交上既四處樹敵又到處結交流氓政權的做法,也都嚴重反噬內政,尤其是經濟領域。再加因權力不受限制導致的盲目行政,政府支出無度,卻又蔑視經濟法則、不珍惜企業家信心,於是橫徵暴斂進一步加劇,企業倒閉潮迅速到來,內外夾攻之下,中國經濟開始進入下行通道。

若以中國古代歷朝為史鑒,則可以清晰看到,目前中共僭政中國的狀況,頗類似於古代的帝國中期階段。中國歷代的帝國中期階段,通常都與帝國早期不得不採取休養生息政策帶來巨額財富相關。比如兩漢、唐、兩宋、明、清,帝國中期通常開始於帝國開朝60—70年間,經過數十年的和平積累,一般到這時候帝國的國力處於最富強的鼎盛階段,這個時候通常也會是一個帝國開始進入下坡模式的階段。之所以會開始走下坡路,原因多重,一則財富讓統治者顧盼自雄,睥睨四海,輕則四處撒幣、揮金如土(如乾隆皇帝),重則輕啟戰端、虛耗海內(比如漢武帝);二則隨著官僚機構的迅速膨脹,先前的輕徭薄賦政策難以為繼,於是斂收重稅、濫征無度、竭澤而漁,國內生產與市場全線面臨危機;三則,官僚集團隨著社會財富增長也開始進入全面腐敗模式,整個社會在強權籠罩下,人們要生存要發展,都必須通過服從和賄買與官府和諧相處,於是國家開始掉進全民腐敗的泥淖。

上述中國歷史上普遍存在的帝國中期綜合征,在當前中國也正在展開。古代王朝因其技術手段落後,經濟體高度封閉,權力無制帶來的腐敗和經濟惡果也往往不會那麼迅捷地以爆炸性後果呈現。在沒有外敵入侵的前提下,即使帝國中期已是經濟凋敝、民生困苦,但從帝國中期走向帝國末期的全面瓦解常常需要上百年的時間。現在的全球經濟一體化,使得中國當代的帝國中期綜合征後果的呈現方式,或許會與古代迥然不同,至於到底會如何爆發,則需要進一步的觀察,很難遽然得出結論。

包括現在在內,中國的經濟傳統中還有一個極其重要的現象,就是腐敗經濟學問題。所謂腐敗經濟學,就是腐敗在經濟發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從經濟角度考察,在特定的時空背景下,它不是一個可以簡單下對錯好壞結論的命題,因為具體事項的倫理評價和抽象的總括性倫理評價之間總是存在著張力,這股張力在有些情況下甚至顯示出完全對立的結果。比如,一個無辜者被冤枉為殺人犯,按照正常流程,他會被處斬,但他的家人通過行賄,使得案件得到重審,並且無辜者被釋放。對於這種以行賄繞過惡法的行為,如何進行倫理評價呢?再比如,當年尤太人被納粹大屠殺時,流亡途中,大量依靠行賄獲救,這樣的行賄行為是錯誤的嗎?是應該在倫理上受譴責的嗎?類似的問題——通常沒有那麼極端,在所有專制國家都會發生。改革開放以來直到現在,中國都有大量的企業家因受惡法限制,不得不用行賄來潤滑管制通道,從而獲得惡法下相比其他受管制者的某種特權,賺取財富。旁人到底是在倫理上該譴責他們,從而在事實上為奴役的平等辯護,還是在倫理上支持他們,從而在事實上忽視了那些被惡法限制的其他競爭者?這樣的倫理兩難無法簡單評價。

除了個體德性的倫理評價困難之外,腐敗在經濟倫理評價方面也同樣存在兩難困境。以行賄受賄為主要方式的腐敗,一方面衝破了固有的惡法管制,開拓了市場,為繁榮的經濟做出貢獻;另一方面,它也使得管制者從對市場的破壞性管制中獲益,這也成為對他們濫用權力破壞市場的一種激勵。然而,可悲的是,中國經濟的增長,與這些腐敗之間關係密切,甚至可以說,在后毛澤東時代,沒有這些腐敗,市場難以衝破權力管制與壟斷;沒有這些腐敗,中國的市場難以繁榮。

然而,適度的腐敗能夠潤滑專制的管制通道,並不意味著腐敗在專制制度模式下是萬金油。腐敗本身對經濟體的侵蝕不僅僅是帶來不公正的競爭,還會敗壞所有的經濟規則,從而無法構建健康的市場。同時,腐敗還會遵循腐敗的市場規律,展開腐敗內部本身的競爭。於是,消費者的成本將隨著腐敗成本的提高,而不斷加重分攤腐敗成本的生活成本,直到人們無法承受這樣的市場。因此,專制政體幾乎總是試圖平衡腐敗與經濟體承受力之間的關係,但自古及今,沒有哪個專制政體能夠做到並且保持這樣的均衡——如果存在過這種專制政體下腐敗與經濟體健康狀況的平衡,也是普通市場和腐敗市場在動態的經濟運行中共同達到,並且隨時都會因市場和腐敗本身的繼續運行而回歸非均衡狀態,專制政體最後的經濟都會隨著腐敗的外部性擴張而脆性瓦解。由於不存在這種均衡的穩定狀態,對於創造一個良好的經濟體,研究這種均衡並無實用價值,因腐敗市場產生的腐敗成本,在恣意的權力之下,並不存在穩定的定價機制,那也就不可能產生腐敗均衡。

中國歷代政權在維持腐敗與穩定的均衡方面可謂殫精竭慮,但從未成功過。當統治者發現統治階層的腐敗特權反噬統治本身時,往往會進行權宜性反腐、運動式反腐。由於官僚機構的非中立性,這種反腐從未逃脫過大清洗式派系鬥爭的宿命,古今皆然。目前的習近平政權反腐,力度再大,其性質依然是政治清洗,作為制度性、功能性和結構性存在的腐敗,即使可能在高壓態勢下暫時休眠,依然不可能制度性改變,更不可能消除,仿佛機關槍掃射蚊群,其效果可想而知。尤其是在前述所分析過的腐敗經濟學原理下,腐敗被遏制時,許多情況下將會嚴重影響經濟增長——專制下反自由市場性質的管制與壟斷,一旦失去腐敗對管制通道的潤滑,市場就會嚴重不暢,經濟必然因此受挫。然而,如前所說,反腐還是任由腐敗,這個中共亟需的均衡無人能解。

上述種種嚴重問題的存在,並不能立刻得出中共無法實現其長期穩定僭政中國的結論。中國這樣一個巨型經濟體,其版圖相當於整個歐洲,其內需市場之龐大甚至遠超過任何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體。即使是專制制度下,如果統治者不瞎折騰,閉關鎖國也照樣可能保持最低限度的秩序——只要不回到連國內市場也徹底取締的毛澤東時代。至於中國國內的反專制力量,只要經濟沒有出現嚴重危機,都很難凝成足以改變中國的力量。

總體上說,中國依然是個人民安於奴役的國家,這一方面是因為傳統奴性的文化基因,另一方面是因為中共長期堅持不懈的暴政及其對幾代人的洗腦。有著自由民主平等法治憲政共和觀念的中國人,在全體國民中的比例非常低,而對這些觀念和具體的制度有過較深入思考的人則更是少之又少,尤其是在這些觀念在遭遇長期的政策性消滅之後,已經成為一個門檻很高並且非常狹小、越來越少人問津的領域。

如果排除國際因素,僅以中國本國情況論,中共對中國的長期僭政不但不是不可能的,更是可能的;甚至由於中國國土和人口數的龐大,國際因素若沒有達到深刻影響和改變中國的地步,中共依然可能長期僭政中國。至少以人類個體的渺小壽命衡量,未必能夠看到多少希望。

中國走向何方?

就像晚清時代的中國人會焦慮于中國將走向何方,”文革”時,當時還只是中學生的楊小凱先生曾因其《中國向何處去?》一文身陷囹圄,在後來的一生中,無論身在牢獄,還是負笈異域,抑或成為華人里最接近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後歲月里,楊小凱先生都未曾停止思考這個中學時代的問號。

今天,這個問題再次成為許多人中國人的焦慮之源:中國會走向何方?

也許沒有人能夠回答這個問題,但從1840年中國被英國人一腳揣進近代以來,迄今近180年。在這180年裡,中國人可有一代人平平安安度過一生的?沒有,一代也沒有。剔除第二次抗日戰爭這十年時間不論,在這170年裡,零星遭受的國際戰爭(比如八國聯軍、日清戰爭、朝鮮戰爭),對民生的影響主要是間接的經濟負擔,除此之外,權力缺乏制度性制約的本國統治者給中國人帶來的直接災難,才是主要的。而所有這些災難中,中共給這個國家帶來的災難則是災難N次方的災難,除了它所製造的生命與財產和自由的實時性全面滅殺,它對中國殘存良好民情的摧殘也幾乎是根本性和毀滅性的。

鄧小平時代到胡溫時代的中國,曾因經濟的發展,公民社會的力量有所萌芽與發育,但這種勢頭無論是在鄧小平時代,還是江澤民時代,抑或胡溫時代,都只是艱難環境下的掙扎式發育,到胡溫時代的晚期即已開始進入最後階段,而到習近平時代,即使不是死滅,徹底休眠也已經是其最佳狀態了。顯然,中共在創造它自身長期穩定僭政條件的同時,也創造這個社會脆性瓦解的一切基礎,完全沒有給中國留下未來的希望。

孱弱到幾乎消失了的公民社會,及其隱伏下來的自由派,未必能夠成為未來危機時刻的擔當者。不得不承認,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從未形成正常的政治倫理。中國歷史上,人們唯一認同的只是暴力征服,從無妥協與共贏的傳統,大一統毒瘤正是在這一傳統中形成,並且數千年地毒害這片土地。大一統的”九犬一獒”特性,使得中國曆朝歷代在王朝鼎革之際,無法保留任何規模化的仁慈、妥協、信用等富有人性溫情的一切美德,它成為一切骯髒、殘忍、邪惡和無恥的終極避難所。大一統蕩滌了原本就脆弱的政治美德殘留,並在漫長曆史中永久性地消滅任何規模化的高貴品質,它導致了中國曆朝歷代掌權的精英階層,幾乎從未對國家和民族的未來承擔過應有的責任,而中共這個奉行唯物主義的政權,甚至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都更缺乏擔當的精神氣質。

一個國家的精英階層能否對這個國家和民族有責任感,往往是這個國家是否有能力告別爛泥潭甚至地獄的根本原因。中國歷史上,數千年數十次的全局性王朝鼎革,從未有過作為一個階層而存在的負責任政治精英,正因為如此,這個國家才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專制地獄里輪迴。古代不去說,就說現當代。真正負責任的精英階層,應該能夠意識到在這個民族國家時代,既要讓人民的個體人權得到保障,同時還要保證在主權利益與人權發生分歧時如何確保公正地解決糾紛以及和平的秩序;如果這種狀況一時辦不到,那麼應該做什麼樣的準備才能達到這樣的目標,以及權宜之計的合法性與正當性何在,如果權宜之計會損害公民權、人權,應當如何彌補……諸如此類,這些問題都應該是一個負責任的政治精英階層應當考慮的。比如,像佛朗哥那樣明知自己獨裁統治很殘暴的同時,卻花費20多年時間,精心培養一個為未來民主化轉型做準備的民主國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地讓社會力量在夾縫中適度崛起,不惜血腥鎮壓極左勢力的同時,又淡化意識形態分歧而強調西班牙的團結。

但顯然,中國不存在這樣自我否定、自我矛盾的暴君,也不存在這樣的政治精英階層,中國的政治精英階層向來只干兩件事:一件是橫徵暴斂、魚肉民權,在人民面前趾高氣揚、飛揚跋扈;還有一件,就是在暴君面前唯唯諾諾搖尾乞憐,再荒唐的政策,他們也敢往下執行。這樣的所謂政治精英,自然不會對這個國家的未來有任何責任感和使命感。中國從未有過佛朗哥那樣對國家未來負責任的僭政者,至少他們的行為,都只是很純凈的僭政者,不夾雜一毫的民族責任感。

中共能夠征服中國,正如當年國民黨北伐后征服中國,都只是成王敗寇的結果。漢學家列文森在《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一書中曾經分析過胡適的理想為什麼會失敗,他非常精準地看到,因為胡適信奉的自由主義精神要求人們按照理性的方式安排生活,而這在中國沒有土壤,與中國傳統格格不入。這一視角,與古斯塔夫·勒龐指出辛亥革命必然失敗是因為中國從無共和國傳統,是類似的視角。許多人都認為自由派軟弱,殊不知,自由派天生就該是”軟弱”的,他們首先必須講理,必須有許多事是不能做的,有諸多底線是不能突破的,”軟弱”正是自由主義者(尤其是其中的個人主義者)看似無能實則維護正常人間所必須具備的基本品質。即使在不得不使用暴力時,它也講究必須是防衛性的,並且應當適可而止,而這依然與中國的政治傳統格格不入。

培育這種自由主義精神十分不易,需要和平環境下幾代人的持續接力努力——中國從無這樣的環境,但摧殘起來十分容易,一場毛式政治迫害運動足以讓中國的自由派再次全派覆沒。光是群眾斗群眾,就足以讓他們或屈服、或自殺、或投降,毛時代都早已驗證過。因此,指望自由派在中國語境下掌舵國家的航船,完全不現實,他們既無實力,也無能力,更無機會,甚至連意願也沒有。在所有各種社會觀念的派別里,無論從人數還是從行事能力上,自由派都不堪重任,因為它所需要的民情基礎實在過於龐大,而中國並無這樣的龐大民情基座。沒有”共和派的共和國”是無法存在的,就像當年的德國魏瑪共和國。

無法走向自由民主平等法治憲政共和的未來,誰來主宰,結果都差不多——包括短暫存在而無法鞏固的民主化運動(毫無準備的民主化運動通常都難以鞏固),無論現在正在冉冉升起的極左毛派,還是其他任何可能壯大發展的新力量,或現中共。中國將依然在傳統的民粹與獨裁之間板蕩,如果現中共經營不善,會導致經濟與社會崩潰,這必然讓中國進入暴民時代——很難確定什麼時候會爆發,暴民時代將會在數百萬到數百個再到數十個候選毛澤東中決出新的毛澤東,這個新毛澤東當然毫無疑問會比現中共更壞——民粹的最終結局總是獨裁。這當然是最壞的結果,然而中國歷代王朝鼎革時,何曾有過不是最壞結果的時候?——大一統本身就已經是最壞的結果。

只要傳統的大一統觀念毒瘤不除,”最殘忍者勝出”法則就會永續,絕不會退居為”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式供人憑弔的歷史遺跡,唯一的懸念只是下一個輪迴的時間。”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李白的《菩薩蠻》或能表達這種歷史十字路口前國人的蒼涼與惶惑。

生逢此世,我當何為?

我的工作是研究憲政,然而,這在現在的中國已經成了最尷尬的屠龍術——現在連憲政這個詞都已經不允許在媒體上出現。

在這個國家其實還有無數同樣可笑的存在,比如反思歷史,我們有什麼需要非要到歷史中才能反思的問題呢?所有能從歷史中找到的問題,不都是現成的,就掛在我們眼前嗎?我們所有正在經歷的東西難道不是最值得反思和羞愧的嗎?需要到毛共時代才能找到嗎?

中共對新疆、對西藏、對香港、對台灣、對獨立教會及其教徒、對律師行業,對新聞出版行業、對娛樂行業、對民營企業家、對街邊商戶、對外來打工的工人……持續的大規模肆意施暴,所有這一切,只要我們願意睜開眼看看:

新疆曾被斷網數年不說,如今的所謂教育營跟集中營到底有多遠的距離呢?

我們看不見藏人多年來數百人持續不斷的自焚嗎?

我們看不見香港陸化沉沒的速度嗎?

我們看不見中共對台灣長期動輒武統的威脅嗎?

我們看不見2014年”709″事件以來被中共警察肆意關押的律師嗎?

我們看不見警方長期以來、尤其最近對成都獨立基督徒們上百人的大規模抓捕嗎?

我們看不見2017年底寒冬臘月里被警察連夜驅逐出北京城的弱女稚童嗎?

我們看不見這幾年被行政當局莫名其妙水泥封堵門面的商鋪嗎?

我們看不見這兩年被行政當局莫名其妙拆掉的商鋪牌匾嗎?

我們看不見當局正在追征三年前承諾減免的稅款嗎?

我們看不見當局近乎仇恨地通過竭澤而漁徵稅法正在全力摧毀演藝界嗎?

……

這一屆的中共僭政者到底在做什麼,他們自己清楚嗎?他們得有多恨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才需要這樣對待人民(像毛澤東那麼痛恨這個國家民族,一定要製造一個世界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大飢荒來一逞恨意)?

這一切還不夠嗎,不夠我們所有假裝沒看見、不了解的人們反思,需要到遙遠的歷史深處去尋找反思的材料嗎?

整整一百年前的1918年11月,梁漱溟的父親梁濟梁巨川因無法忍受清亡之後整整七年的偽共和亂局投湖自盡,他留給世人的疑問是”這個世界會好嗎?”世界並沒有像梁漱溟先生回答他父親那麼樂觀:”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世界的歷程遠比這種單線程歷史觀要複雜得多。加繆在他幾乎所有重要作品里反覆昭示過一個簡單的真理:與黑暗抗爭並非因為抗爭必勝,而是因為抗爭是黑暗中生活的人們唯一有意義的存在方式。至少從倫理意義上,無論明知可為或不可為而為之,都有過於功利的後果論之嫌。我以為,知其當為而為之,才是生命真正的時刻。

忽然想到波裔美籍詩人扎加耶夫斯基在”911″之後寫的那首詩《嘗試讚美這殘缺的世界》,結尾兩行恰能表達我此時此刻寫完這篇文章的心境:

“樹葉在大地的傷口上旋轉”
“和那遊離消失又重返的柔光”

蕭瀚

2018年12月8日 初稿
2018年12月17日 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