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413 財新周刊:武漢肺炎病毒危機中的中南醫院,他們打滿全場

論見 編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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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財新記者 蕭輝 包志明 高昱

財新實習記者陳怡帆對此文亦有貢獻。本文刊發於《財新周刊》2020 年第 14 期,原題為:《封面報導|他們打滿全場》

【全文】

「1 月2 日,兩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的SARS 檢測都是陽性。」3 月24 日,在武漢市郊的江夏區,雷神山醫院臨時搭建的板房內,54 歲的武漢大學中南醫院院長兼雷神山醫院院長王行環教授向財新記者回憶起80 多天前收到的檢測報告,依然眉頭緊鎖,「我感覺到要出大事了,SARS 回來了。」

17 年前還是廣東省人民醫院泌尿外科主任的王行環,對 SARS 的慘痛教訓記憶猶新,他的電腦裡保存著一份 2003 年 SARS 大事記。武漢「封城」前,他多次將這份大事記打印下來送給相關政府部門,或者通過微信發給他能接觸到的官員。 「但是我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

作為武漢大學的附屬醫院,中南醫院在這座早年開埠的江城中歷史算不上悠久,3900 名員工和3300 張編制床位的規模也不算大,然而,就是這樣一家由一群精英醫生管理的醫院,在這場病毒來勢之洶、疫情傳播之烈、範圍擴散之廣、全社會面臨挑戰之大都史無前例的非常戰爭面前,秉持「大醫精誠、敬畏生命」的醫學專業素養,早預警,早隔離,早準備,在抗疫戰中承擔了武漢市最大救治量的任務,不僅將本院變成了整座城市最大的傳染病醫院,還以一己之力同時承擔著四家醫院的運行,最多時提供了5400 張床位收治新冠肺炎病人。

王行環把武漢抗疫按照毛澤東《論持久戰》中對戰爭週期的闡述,劃分為四個階段:戰略準備期、戰略防禦期、戰略相持期和戰略反攻期。在這個沒有硝煙卻處處暗箭的戰場上,中南醫院從頭打到尾,和9 萬武漢醫護人員、4 萬醫療救援隊員以及900 萬武漢人一起拯救了這座城市,為全國乃至世界爭取了寶貴的時間。

但這無疑也是一場慘勝。 50008 名新冠肺炎確診患者、2575 名死亡病人,還有一段沒有聲音和顏色的歲月,武漢付出了過於慘重的代價。官僚主義、監管失位、忽視公共衛生,在兇猛的病毒進攻面前顯露無遺。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在3 月10 日來武漢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時的講話中指出,要補齊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短板,「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對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既有經驗,也有教訓。我們要放眼長遠,總結經驗教訓,加快補齊治理體系的短板和弱項,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築牢制度防線。要著力完善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強化公共衛生法治保障,改革完善疾病預防控制體系、重大疫情防控救治體系,健全重大疾病醫療保險和救助制度,健全統一的應急物資保障體系,提高應對突發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王行環對財新記者表示,習主席親自指揮的舉國抗疫已在國際上率先取得成功之際,重要的思考是我們從災難中能學到什麼、需要做哪些改進,既包括醫學也包括各國治理,未來新的疫情來犯之時,於早期就抑制住它。

「從國際的維度看,全球的政治家、專業人士和民眾都缺乏應對如此大規模疫情的經驗;從歷史的維度看,人類前兩次大瘟疫分別是自1347 年的黑死病和自1918年的大流感,全球各國新冠肺炎疫情的演變可算人類第三次大瘟疫,前兩次間隔500 多年,本次間隔僅僅100 年,人類作為共同體,在傳染病面前是強大了還是弱小了呢?人類醫學、科技、文化與各國國家實力的巨大進步該反思什麼呢?難道『人類從歷史中獲得的惟一教訓,就是從不吸取任何教訓』嗎?」

「另外,人們對這種新發傳染病病毒2019-nCoV 的認識還十分有限,比如法國的新冠肺炎患者嗅覺味覺喪失是重要症狀之一,美國的臨床病例也發現了嗅覺味覺障礙,但中國8萬多新冠病例卻基本沒有聽說類似症狀。」

他說,「一方面,我們還在堅守陣地,把最後一批新冠肺炎患者送出醫院;另一方面,我們這一兩個月與幾十個國家的醫生、學者舉行了上百場視頻連線,向國際同行介紹我們在快速診斷、醫療救治、疫情防控等方面探索的經驗。我們的這些努力,包括對這場抗疫戰爭的回顧和國際學術交流,目的都是為了向前看,推動我們國家和國際社會共同完善傳染病防控救治體系和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如果再有下一次病毒侵襲,人類能防得住。」

如何避免下一場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災難重演,這並非一個人、一家醫院的力量能夠達成的,但透過中南醫院的故事,我們至少能窺見如何做得更好。

遭遇戰:摸清「敵情」

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是武漢四大醫院之一。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的兩家附屬醫院——同濟醫院和協和醫院都位於漢口,距離華南海鮮市場僅三四公里,而武漢大學的兩家附屬醫院——人民醫院和中南醫院均位於武昌,與華南海鮮市場隔著長江,並不是最早收治新冠肺炎病人的醫院。

中南醫院醫務處處長潘振宇回憶,他第一次知道「不明原因肺炎」,還是在2019 年12 月30 日下午4 點收到一份《市衛健委關於報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況的緊急通知》,要求各醫療機構清查上報近一周內收治的與華南海鮮市場相關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潘振宇立即報告院領導。當天晚上,中南醫院的急救中心、呼吸科等重點科室即開始排查與華南海鮮市場有關的相似病例。

12 月31 日上午9 點,中南醫院副院長袁玉峰帶領醫務處、門診辦公室、院感辦、公衛科,就不明原因肺炎防控情況開展院內督察,此時接到呼吸科電話,報告發現兩例可疑病例,兩人均有發燒、咳嗽及肺部磨玻璃症狀,其中一人雖然家住武昌,仔細詢問後得知患者是華南海鮮市場的魚類批發商,另一人與華南海鮮市場沒有直接接觸史,但有在華南海鮮市場的商販曾經去過他家。

中南醫院立即給武昌區疾控中心及武昌區衛健局醫政處報告,同時在院內啟動不明原因肺炎防控工作小組,新建「肺炎應急」微信群。當天接近中午時,袁玉峰召開工作小組會議,要求在全院範圍重視不明原因肺炎的監測、報告和疑似患者隔離工作,同時籌劃加強發熱門診的排班,必要時進行擴大改建,並要求醫院檢驗科主任李一榮教授採購檢測試劑盒。會後李一榮向中山大學達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達安基因,002030.SZ) 訂了兩盒 SARS 檢測試劑。達安基因是以分子診斷技術為主導的生物製品公司,該公司一位張姓負責人向財新記者證實,12 月31 日他們向武漢發去三盒SARS 檢測試劑盒,每盒24 人份,其中兩盒發往武大中南醫院。

2020 年 1 月 1 日,中南醫院呼吸科給兩例疑似病人做了肺泡灌洗液採樣。肺泡灌洗是一種清除肺泡內炎性分泌物、改善呼吸功能的治療方法。

對下呼吸道和肺部疾病來說,肺泡灌洗液中的病原體含量高於咽拭子。呼吸科主任程真順教授告訴財新記者,當天他們將樣本送往第三方檢測機構武漢華大醫學檢驗所做基因測序,希望利用華大基因的高通量基因測序技術找出病原體。武漢華大醫學檢驗所是「基因測序第一股」深圳華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華大基因,300676.SZ) 的全資子公司。

1 月 2 日,程真順就接到華大方面的電話,口頭告知他發現了一種新的冠狀病毒,與 SARS 基因序列同源性接近 80%。 「SARS 的傳染性很強,這個病毒與 SARS 同源性 80%,我立即意識到情況不妙。」程真順說。同日,兩​​名疑似患者的 SARS 試劑盒檢測結果也呈陽性。程真順立即將結果匯報給醫院領導,醫院又馬上報給武昌區疾控中心和武漢市衛健委。當天下午,武漢市衛健委即派出三名專家來到中南醫院會診。隨即兩名病人轉入金銀潭醫院。

與此同時,中南醫院加大篩查力度,1 月 3 日又發現三個疑似病例。據王行環介紹,這是一個家庭聚集型病例,在神經內科住院的92 歲老父親率先發病,他的兒子、兒媳也先後住院,三人症狀都和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特徵相似,但都沒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SARS 試劑盒檢測同樣顯示陽性。 「這三人是聚集傳染,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們都沒有與華南海鮮市場有關的流行病學史,我們就判斷這個病肯定會人傳人。」

作為武漢大學的臨床醫院,除了臨床醫療,科研也是中南醫院的重要工作。中南醫院檢驗科主任李一榮告訴財新記者,1 月2 日,醫院和武漢大學病毒學國家重點實驗室跨部門科研團隊開始病毒樣本微量建庫、二代高通量測序及比照分析數據等工作, 1 月7 日凌晨完成病毒全基因組序列測定,1 月7 日下午將檢測結果報送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據央視1 月9 日報導,中國疾控中心病毒病預防控制所牽頭的「武漢病毒性肺炎病原檢測結果初步評估專家組」確定,病原體為新型冠狀病毒,「截至2020 年1 月7 日21 時,實驗室檢出一種新型冠狀病毒,獲得該病毒的全基因組序列,經核酸檢測方法共檢出新型冠狀病毒陽性結果15 例,從1 例陽性病人樣本中分離出該病毒,電鏡下呈現典型的冠狀病毒形態」。

財新記者的調查顯示,除了武大團隊,此前至少有四個團隊獨立獲得了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2019 年12 月27 日,廣州微遠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從一份12 月24 日武漢市中心醫院送檢的病例樣本中組裝出接近完整的新型冠狀病毒基因組序列,1 月11 日由合作單位中國醫學科學院病原生物學

研究所上傳至全球流感病毒共享數據平台GISAID;2019 年12 月30 日,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收到金銀潭醫院送來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肺泡灌洗液樣本,2020 年1 月2 日確定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組序列,1 月11 日上傳至GISAID;2020 年1 月3 日,華大基因對2019 年12 月底從武漢兩家醫院獲得的三個樣本病毒都完成了高深度的全基因序列測序;1 月3 日,復旦大學附屬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張永振教授團隊收到合作單位武漢市疾控中心快遞的一份武漢市中心醫院病例樣本,1 月5凌晨檢測出一種新型類 SARS 冠狀病毒,並通過高通量測序獲得了全基因組序列,1 月 11 日將全基因組序列信息共享到「病毒學組織」Virologic.org 網站。

李一榮告訴財新記者,武大病毒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和中南醫院研究團隊直到 1 月 23 日才將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組序列上傳至 GISAID。 「因為有關部門不允許私自做病原學檢測,不得擅自對外發布有關病原檢測或實驗結果,我們發布信息很謹慎。」

中南醫院呼吸科前主任、首席專家楊炯教授在 2003 年參加過抗擊 SARS,這一次臨危受命,退休後再次站到第一線。他說:「17 年前的SARS 在發病四個多月後才查出病原體,現在我們的科技水平有了很大進步,臨床醫生們也更警醒,半個月內就發現了新冠病毒,可惜還是沒有防住疫情大暴發。」

傳染病填報拉鋸戰

發現「敵情」立即上報,是預防傳染病的關鍵。目前醫院系統的傳染病疫情報送大致可分為兩種途徑,一是網絡直報系統,二是向屬地衛健疾控部門報送紙質或電子傳染病報告卡。

「網絡直報系統」全稱是中國傳染病與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監測信息系統,自 SARS 後國家耗費巨資打造,由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具體運行。2014 年中國疾控中心一篇新聞稿顯示,該系統歷經十年發展,其規模已經位居全球第一,全國100% 的縣級及以上疾控機構、98% 的縣級以上醫療機構、94 % 的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實現了法定傳染病實時網絡報告。不明原因肺炎不是法定報告的傳染病,但也在該網絡直報系統「其他傳染病」子項中,屬於重點監測對象。根據2007 年原衛生部印發的《全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監測、排查和管理方案》,醫務人員發現符合不明原因肺炎定義的病例後,應立即匯報醫療機構,「醫療機構在12 小時內組織專家會診和排查,仍不能明確確診的,應立即填寫傳染病報告,註明『不明原因肺炎』並進行網絡直報」。

然而,多位中國疾控中心人士透露,1 月3 日–10 日,武漢曾通過網絡直報上報過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但後面忽然停了,直到1 月20 日新冠肺炎納入法定乙類傳染病按甲類管理後,才在1 月24 日左右恢復網絡直報。

事實上,在湖北省新華醫院、武漢市中心醫院2019 年12 月27 日–29 日相繼向屬地衛健疾控部門上報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後,湖北省和武漢市衛健委2019 年12 月29日命令省市區三級疾控中心啟動應急處置工作流程,12月30 日下午,武漢市衛健委向各醫療機構先後下發兩份內部通知《市衛健委關於報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況的緊急通知》《關於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緊急通知》,前一份提醒武漢市華南海鮮市場陸續出現不明原因肺炎病人,要求各醫療機構立即清查統計近一周接診過的具有類似特點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後一份則要求加強責任領導,規範醫療救治,嚴格信息上報,按要求及時向轄區疾控部門上報有關信息,並同時報送市衛健委醫政醫管處。這等於將不明原因肺炎疫情報送全部納入屬地行政官僚系統掌控之內。

傳染病報告卡的屬地管理上報流程,是根據原國家衛生計生委辦公廳2015年頒布的《傳染病信息報告管理規範》,不明原因肺炎在報告病種之列,在醫生通過醫院內部信息系統報告傳染病病例之後,由醫院專人收集並核對傳染病報告卡,根據規定正確及時地完成網絡直報和屬地報卡。財新記者了解,目前屬地報卡的流程是:醫生髮現可疑傳染病例,首先要經院內專家會診,不能排除時醫院要向屬地衛健部門報告相關病例,由衛健部門組織專家會診,通知屬地疾控中心進行流調和取樣檢測後,經衛健部門確認通知,醫院才能正式向屬地疾控部門網報傳染病報告卡。

在中南醫院,傳染病疫情報告工作由醫務處公共衛生科執行。潘振宇告訴財新記者,收到武漢市衛健委上述兩份內部通知後,12 月31 日院內梳理出了兩名疑似患者,公共衛生科隨即依據傳染病報告屬地管理規定,向武昌區衛健局和武昌區疾控中心上報。經過院內會診、武昌區衛健局組織的區級專家會診及武昌區疾控中心流行病學調查採樣,詳細詢問了兩名病人的發病經過和接觸史,並留取患者咽拭子樣本送武漢市疾控中心實驗室。

1 月 2 日和 3 日,武漢市衛健委通知中南醫院將兩名疑似患者相繼轉入金銀潭醫院,但沒有提供採樣檢測結果,也沒有答復如何進行傳染病直報問題。

在潘振宇看來,早期衛健疾控部門對上報的病例比較重視,對中南醫院發現的前五例都進行了流行病學調查和專家會診。隨著沒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的患者越來越多,他漸漸感到申請區級會診越來越困難。 1 月4 日,潘振宇收到武漢市衛健委下發的一份白色封面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醫療救治手冊》(下稱白皮書),手冊中的第一份文件《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診療方案(試行)》對“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定義一共四條:發燒;具有肺炎的影像學特徵;發病早期白細胞總數正常或降低,或淋巴細胞計數減少;經規範抗菌藥物治療3 天,病情無明顯改善或進行性加重。

該診療方案稱,同時具備這四條,不能明確診斷為其他疾病的肺炎病例,定義為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如果患者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滿足前三條即可。華南海鮮市場當時被認為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主要疫源地,早期確實大部分患者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但白皮書收錄的第二份文件《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入排標準》,則比《試行診療方案》要求更為嚴格,不僅要有以上四條臨床表現,更需要同時具備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者,才能納入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的上報之列。

“僅華南海鮮市場一條就排除了我們大部分疑似病例。”楊炯說,中南醫院距離華南海鮮市場一二十公里,初期接收的疑似病例大多沒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但具有明顯的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臨床表現,然而區專家會診拒絕認定他們屬於不明原因肺炎,無法轉診至金銀潭醫院,亦無法再將樣本外送進行基因測序。中南醫院不得不讓楊炯牽頭院專家組對所有病人進行排查,同時在急救中心、呼吸科和 ICU 改建隔離病房,將疑似病人全部轉入。 1 月8 日、9 日,隔離區住院人數先後達到 8 人和 16 人,1 月 10 日已增至 20 人。

急救中心是首當其衝的最前線。 1 月6 日他們接到一位從黃岡轉來的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病人,這位胡姓患者之前被多家醫院拒收,當時已是重症病人,呼吸困難,氧飽和度低於90% 。經過專家會診,中南醫院決定接收,病人先在急診搶救室過渡了一天,同時迅速改造ICU 隔離病房。 “收不收這個病人,我們討論了很多。不收這個病人,他實在沒地方去了;如果收這個病人,這個病很高概率是會傳染人,得做好嚴格的隔離措施。最終我們還是決定收下這個病人。”中南醫院重症醫學科(ICU)主任彭志勇教授說。

1 月 7 日,那名黃岡病人轉入 ICU 隔離病房。當晚彭志勇接到黃岡一家醫院的電話,他們醫院有個員工住進 ICU 了,病症類似 SARS,請他過去看看。 “1 月8 日,我到黃岡這家醫院,看到那個病人我就知道也是新冠肺炎病患,他們科室還有兩個人出現呼吸困難的情況,我就告訴他們要小心點,這個病是會傳染的。他們按照我的指導把三個病人隔離了。”彭志勇說。 ICU 收治這位重症病人的當日,中南醫院再次向有關疾控部門上報,要求他們來採樣檢測。

有知情人士向財新記者透露,1 月9 日,中南醫院公衛科曾在網絡直報系統上報填寫了兩例不明原因肺炎,系統顯示提交成功,然而後來發現1 月9 日提交的網絡直報資料被刪除了。潘振宇對此不予置評,只是說:“我們醫院層面肯定沒有刪除。”武漢一位區疾控中心人士向財新記者確認,這個直通中國疾控中心的直報系統,區、市、省三級衛健委和疾控部門都能看到屬地醫院在系統中報送的病例,但區和市一級無權刪除。

財新記者獲得的數據顯示,1 月 11 日,中南醫院公衛科向武昌區衛健局和武漢市衛健委一次性上報了 21 名疑似病例。嚴格按白皮書的入排標準,任何一個都不能算“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但是中南醫院專家組一致認為,從臨床表現看,這些病例都是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的疑似病例,潘振宇特意要公衛科負責上報的工作人員在21 個疑似病例後註明為“醫院檢測病例”——這些病例最終如何認定不得而知。

1 月 12 日,武漢市衛健委派了一個三人專家組到中南醫院。 “專家組說臨床表現確實有點像,但他們還是在講入排標準那一套東西。我們就反映,標準太苛刻了,按照這個標準,很難有人會被確診。”彭志勇說。

事實上,自1 月11 日武漢市衛健委第一次通報41 例新冠肺炎病例,1 月12 日湖北省衛健委又發布新的新冠肺炎病例上報精神:發現的病例首先要在院內完成各項檢驗和相關檢查,經院內專家組會診為不明原因肺炎後,再報區衛健局會診並通知區疾控採樣,經區、市、省級逐級檢測,依然為不明原因肺炎後,經省衛健委同意才能進行病例信息上報。也就是說,比之前已經繁瑣的屬地報卡程序又增加了市省兩級會診和檢測。

1 月 12 日–17 日的湖北省“兩會”期間,武漢市衛健委的每日例行通報均稱前一日“本市無新增新冠肺炎病例”。隨著時間推移,一方面沒辦法上報新增病例,另一方面,中南醫院接收的臨床疑似病人越來越多。 1 月 12 日,中南醫院住院隔離疑似病例達到45 人,1 月 13 日增至 55 人,1 月14 日為 62 人。 “光我們一家醫院的疑似病例就超過了武漢市當時通報的41 個確診病例。”王行環院長說,“但什麼能報、什麼不能報、填報成功與否,不由醫院決定,我們只好全部按照傳染病要求進行隔離和診治,盡力做好醫院的事。”

提前進入戰時狀態:早隔離、早準備

1月2日兩名呼吸內科病人 SARS 檢測呈陽性,1 月 3 日又排查出一家三口聚集性感染,且三人均沒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王行環預感“要出大事了”。他要求從即日起中南醫院開啟“戰時總動員”,按照 SARS 級別防控“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疫情——這比 1 月 20 日國家防控疫情總動員早了 17 天。

戰時總動員的第一項工作,就是改造並擴大發熱門診。負責門診和急診的中南醫院副院長趙剡教授介紹,1 月 3 日,他們首先改造了醫院的發熱門診。中南醫院原來的發熱門診和感染科門診連在一起,發熱門診面積偏小,醫院不明原因肺炎防控工作小組商議後決定,把感染科門診搬到門診樓六樓,所有區域重新按照“三區兩通道”的傳染病院感要求進行改造,增加了診室和留觀病床。

1 月4 日,改造好的發熱門診開診,醫務處組織20 名經驗豐富的內科醫生作為第一梯隊,承擔發熱門診的工作,並製定發熱門診接診流程,當天發熱門診接診人數就達到124 人,1 月5 日又增加到137 例。

45 歲的趙剡同時兼任中南醫院急救中心主任,他在法國獲得醫學博士學位,曾任巴黎Pitie-Salpetrere 醫院急救中心副主任醫師,2005 年被引進回國,將中南醫院急診科改造為國內第一家法國模式的急救中心。該中心於 2006 年 10 月正式投入使用時,時任法國總統希拉克和中國國務委員陳至立共同剪彩。 2012 年,趙剡獲得法國國家功績騎士​​勳章。與趙剡一樣,中南醫院院長王行環也還兼任醫院泌尿外科主任。事實上,整個中南醫院管理層 12 名成員,除了一位兼任黨委副書記的紀委書記和一位總會計師,其他 10 人都是院內各科室的學科帶頭人、主任醫師。黨委書記張元珍教授是婦產科首席專家,黨委副書記林軍教授是消化內科主任醫師
,六位副院長也分別是神內、神外、急診、肝膽、骨外和腫瘤科主任醫師,就連所有醫院里工作最忙、麻煩最多的醫務處,處長潘振宇也是每週都要出門診、上手術的骨科主任醫師。長期在一線診治,豐富的臨床經驗和醫學專業知識,讓他們敏銳地意識到一次嚴重瘟疫危險的逼近。

1 月6 日,星期一,中南醫院上午例行召開黨政聯席會,12 名黨政負責人一致同意王行環提出的醫院立即啟動按SARS 的診療和內控機制進行防控:要求立即改建擴建隔離病房:立即全院篩查不明原因肺炎疑似病例進入隔離病房,委派由感染科、呼吸科、重症醫學科、急救中心和兒科等五大科室主任組成的專家組指導發熱門診和隔離病房的診療工作;立即由呼吸科主任程真順牽頭制定不明原因肺炎疑似病例院內報告及診治流程,並製作相關診療方案的培訓課件,通過醫院辦公系統分發給所有醫務人員全員培訓,規範各科室或部門相應診療流程,對疑似的發熱患者“早發現,早隔離,早治療”;立即採購N95 口罩、防護服等安全防護物資及醫療設
備。

中南醫院急救中心副主任、湖北省急危重症移動ECMO 支持中心主任夏劍介紹,1 月6日,中南醫院急救中心的急診重症監護室(EICU)率先改造成隔離病房,用木板阻斷隔開,騰出16 張床位,專門收治疑似不明原因肺炎病人。 1 月 8 日,急診隔離區入院 5 名疑似病人,第二天猛增到12 人,到 1 月 10 日床位就已基本住滿,陸續入院的新冠肺炎病人就留在急診搶救室。兩三天時間,急診重症病房 16 張床位、急診搶救室 7張床位都住滿了重症病人,留觀室也塞進了四五個病人。最高峰時期,急救中心收治了 20 多個新冠肺炎病人,25個急診醫生、50 名護士圍著這20 多名新冠肺炎病人 24 小時輪班轉。

重症醫學科的 ICU 病區也在 1 月 6 日開始大規模改造。中南醫院 ICU三個病區一共有66 張床位,重症醫學科主任彭志勇專門安排一個病區 16張床位進行隔離改造。彭志勇告訴財新記者,當時有人說 ICU 床位有限,預留 16 張床位有點浪費,“我覺得一點也不浪費”。 1 月 12 日之後,16 張 ICU 隔離床位也很快住滿了疑似病人。 1 月 11 日,中南醫院感染科將一層樓改造完成的隔離病區也開始接收病人,後來又開放了三層,一共改建了四個隔離病區。 1 月 14 日時感染科隔離病房在院人數增加到 32 人。

沒有改建隔離病房的呼吸科有 16、17 兩層樓,在早期缺乏核酸檢測時,他們先把病人集中到通風條件較好的 17 層,程真順和楊炯逐一把關,看片子篩查,把疑似病人轉入隔離病房。楊炯透露,早期他們篩選出來的 40 個疑似病人,後來通過核酸檢測都是陽性。

中南醫院的防護物資儲備也早早啟動。分管設備的副院長、肝膽胰外科主任袁玉峰介紹,因為平時較少用到防護服,醫院一年的總儲備少於 1000套。 12 月 31 日他們在採購 SARS 試劑盒的同時,也開始跟供貨商協調防護物資採購。 1 月 2 日,6000 只 N95 醫用防護口罩備貨入庫。醫院啟動戰時總動員後,袁玉峰指令設備處開始大規模採購,到 1 月 9 日又入庫了6000 只 N95 口罩和 850 件醫用防護服。

1 月 10 日左右,疫情在武漢一線醫院已經不再是秘密,中南醫院開始更大規模採購。 1月 13 日–15 日,中南醫院又入庫 18850 只 N95 口罩、8400 件防護服、4300 雙靴套。袁玉峰仍然每天都要盯著設備處四處買物資。到 1 月 20 日的院黨政聯席會議上,袁玉峰匯報,已經儲備了

46850 只 N95 口罩、12200 件防護服和 5800 雙靴套。 “我當時還覺得我買得挺多的,醫院很多年都沒有買這麼多醫用口罩、防護服。結果王院長說,’我叫你大量買,是以10 萬為單位,你連一個單位都沒有買到。馬上行動,快去盡可能多搞防護物資。’ ” 袁玉峰說。

散會後,袁玉峰立即和生產廠家談合同,把武漢廠家的倉庫儲存搬回醫院倉庫,又追加了大批訂單,可惜很多在年後就斷供了。此外,中南醫院設備處應急庫房裡原來就有4 台呼吸機、14 台監視儀、22 台注射泵和2 台床邊心電圖機,在1 月初開始的這波緊急採購中,他們又在院專家組的指導下,增加儲備了15 台呼吸機、26 台監護儀、20 台呼吸濕化治療儀、3台除顫儀、24 台注射泵、4 台床邊心電圖機、2 台移動DR(數字化X 射線攝影醫療診斷設備)和1 台可視喉鏡。

“封城”前這些總金額達到 1500 萬元的大採購,在“封城”早期起到了救命的作用,不僅避免了一線醫護人員“裸奔”,也為救治新冠肺炎病人發揮了關鍵作用。

“打仗要有戰略眼光,按照SARS 級別防護,那就要按照SARS 級別提前準備醫用物資。我讓醫院採購上千萬元防護物資,他們開始覺得我有點冒險,我覺得肯定要,事後證明還遠遠不夠。”王行環說。

大戰前的再預警

病人像滾雪球一樣湧入中南醫院的發熱門診和隔離病房。到 1 月 14 日,中南醫院緊急開闢的急診隔離病房、ICU 隔離病房、感染科隔離病房住滿了高度疑似新冠肺炎患者。

夏劍作為中南醫院發熱門診專家組成員,從1 月初開始每天要往發熱門診跑十多趟,後來乾脆坐在發熱門診後台審核病例,“發熱門診人擠人,每天要看200 多人,我在後台看CT片子,大多呈現磨玻璃狀、塊狀陰影,還有不規則狀陰影,最危險的是大白肺,都不用做核酸檢測,就知道是那個病。”

王行環私下和武漢其他醫院交流,各家情況基本類似,肺部磨玻璃甚至大白肺的病人越來越多。 1 月 10 日左右,武漢多家醫院出現了醫務人員感染,中南醫院第一例醫務人員感染是在 1 月 8 日——是一名放射科技師。

“病人家庭聚集性感染,醫務人員感染,這些都是人傳人的證據。”王行環1 月8 日到北京參加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他牽頭的“微創等離子前列腺手術體系的關鍵技術與臨床應用”獲得2019 年度國家技術發明獎二等獎。 1 月 10 日在人民大會堂領完獎後,他就急著往回趕。

經歷過 SARS 的王行環,越來越頻繁地翻 2003 年 SARS 大事記,“我越看越覺得,這次新冠病毒和 SARS 何其類似,我越來越焦慮,感覺要大禍臨頭了。”

在得知隔離病房裡收治的疑似病例1 月13 日已經達到55 人後,1 月14日,王行環聯繫了一位相熟的省領導,“我認真看過病人的CT 片子,他們確實是新冠肺炎,而且這類病人越來越多,醫院床位快住不下了。現在有關部門說這個病可防可控、未發現明確人傳人證據,我認為這個判斷肯定是錯的,再不阻止,就要出大事了。 ”

放下電話,這位正在開省人大會議的領導立即趕到中南醫院。王行環跟他詳細分析了事態的嚴重性,並送給他一份 2003 年 SARS 大事記。 “他說會回去向省委匯報,走的時候面色非常凝重。”

1 月 14 日下午,湖北省衛健委醫政醫管處一位官員帶隊來到中南醫院,在隔離病房挨個查看疑似病人。 “他穿著隔離服親自數人頭,懷疑我們報太多了。”趙剡對財新記者說,當天晚上,武漢市衛健委一位領導帶著四名專家也來到中南醫院,審查疑似病人的病歷,“他們對著市衛健委白皮書裡的入排標準逐一排查病歷,首先是沒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的排除掉,然後細細審查其他項目,這條不符合,那條不符合,硬生生砍掉了一大半疑似病例”。

1 月 14 日,中南醫院隔離病房在院疑似患者增加到 62 人。 1 月15 日,心急如焚的王行環再次給武漢市人大一位領導打電話,把跟省領導說的話又講了一遍,並將2003 年SARS 大事記用微信轉發過去,告訴對方這次跟SARS 的嚴重性是一樣的。這位市領導表示將會向市長、市委書記匯報。

第二天一早,武漢市衛健委負責人來到中南醫院。王行環再次向他介紹了事態的嚴重性,並念了2003 年SARS 大事記裡的一段:2003 年4 月3 日,時任衛生部長張文康在新聞發布會上稱SARS 可控;2003 年4 月20日,中央免去北京市市長孟學農、衛生部長張文康職務。

楊炯記得,1 月18 日過小年的時候,武昌區一位副區長到中南醫院慰問專家,王行環很直接地問副區長:“SARS 又要來了,你們準備了多少口罩、多少病床?”1 月17 日是湖北省“兩會”結束的日子,武漢市開始恢復新冠肺炎病例通報,武漢市衛健委從中南醫院的隔離病房一次性轉走10 名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的病人到金銀潭醫院,同時核酸檢測權也從中國疾控中心下放到湖北省疾控中心。但由於每天檢測量只有 200 多人份,湖北省和武漢市衛健委對各家醫院的核酸檢測名額進行了限制。 “我們醫院實事求是填報,在’封城’前武漢市確診病例的40%是我們醫院提供的。”趙剡告訴財新記者,“病毒不會以人的主觀意志轉移,我們能做的就是實事求是。”

1 月 8 日–17 日,國家衛健委派的第二批專家組在武漢醫院考察,行程不包括中南醫院。中南醫院的醫生們無法理解,為何國家衛健委專家組得出的結論依然是“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

“這些專家在武漢也去了不少醫院,但沒有來中南醫院,如果他們來問我,我一定會告訴他們情況很嚴重,已經有醫務人員院內感染了,他們如果私下問過其他醫院,醫生也一定會說的。”楊炯認為,這些國家專家組的專家都有精湛的診斷能力,如果去病房看看病人、查查病歷,也都能分辨得出來。

1 月 18 日晚上,王行環聽說國家衛健委派出第三批以鐘南山院士、李蘭娟院士為首的高級別專家組抵達了武漢。王行環和李蘭娟院士熟識,他 1月 19 日一大早就開車趕到李蘭娟下榻的酒店陪李蘭娟過早。

“一見到李蘭娟院士,我就告訴她情況超出想像的嚴重,武漢的新冠肺炎病人遠遠超出通報的數量,可能SARS 重來。正說著,鐘南山院士也來餐廳吃早飯,我把大量新冠肺炎疑似病人積壓和醫務人員感染的情況又跟鐘南山院士說了一遍。我還告訴他,根據我們巡診了解的情況,武漢以外的湖北市縣情況也很嚴重,但由於沒有做核酸檢測,沒有上報一例。鐘南山和李蘭娟聽了後都面色凝重。”他說。

和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同期抵達武漢的,還有世界衛生組織的一個高級專家組。 1月 18 日,湖北省衛健委通知中南醫院,世界衛生組織專家在武漢的考察行程包括中南醫院。當時中南醫院是武漢惟一建成規範的發熱門診和隔離病房的醫院。中南醫院如實向世衛專家組介紹了情況。

曾有一天夜裡,有領導給王行環打來電話,王行環表示:“有人批評中南醫院不講政治,我認為講政治就是要站在維護老百姓生命安全的國家利益大局上,站在黨中央的政治高度。而如果站在局部利益上,才是不講政治。”王行環回憶,對方沒有反駁他,只是問了一句:“真的有這麼嚴重嗎?”王行環斬釘截鐵地回答:“真的很嚴重。”

“真的有這麼嚴重?”——王行環找了很多領導反映疫情,這是得到最多的一個回應。王行環覺得很悲哀,“領導要求專家講政治,有些專家就把講政治理解為把疫情往小了說,可防可控,不人傳人,然後又是不排除有限人傳人可能,結果領導也信了,反而懷疑我們一線醫院反映的情況。”

他認為,正是這種現象,導致決策輕視忽視,浪費了1 月20 日之前寶貴的半個月黃金防控期。王行環告訴財新記者,他小時候家裡窮,是從農村走出來的放牛娃,深感普通人生活之艱辛,考大學報醫學志願,決定懸壺濟世為老百姓做實事。“如果我讀了大學,走出農村了,反而不說實話,那我不是進步了,而是退步了,那還不如回家種田去。”

決意實話實說的王行環,1 月 19 日深夜召集醫院領導班子,熬夜趕出一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建議書,1 月 20 日一大早標註“特急文件”送給省委有關領導。在這份特急件中,中南醫院指出:“我們認為現階段疫情沒有得到有效控制,加之目前正值冬季,春節期間人員流動範圍大,疫情具備快速蔓延條件,有失控的可能性。”

中南醫院向省委提出六點建議:一、按照《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特別重大(I 級)衛生事件處置辦法,盡快動員進入I 級防控狀態;二、動員一切廠家加大對口罩、防護服的生產,可能即將面臨物資緊缺、瘋狂搶購等現象;三、成立防控工作領導小組,明確總指揮,做好長達五個月以上的持久戰準備;四、採取與SARS後期相同級別的防控措施;五、簡化篩查流程,對疑似病人盡快完成檢測,對疑似病例與確診病例都必須進行隔離治療;六、防控可能出現持久戰,保持醫務人員戰鬥力成為當下關鍵,醫療機構因為顧慮被追究防控措施不完善的責任,存在對院內醫務人員感染不報的情況,長此以往將形成醫務人員戰鬥性減員和士氣低下的
氛圍,對未來的疾病防控極為不利,應鼓勵醫療機構如實上報醫院人員感染情況。

對於持久戰應該如何打,中南醫院還建議了多項具體防控措施:通過官方媒體每日告知市民有效的防控措施與方法,告誡市民本次疫情的嚴重性;增加定點救治醫院,採取集中診治,同時馬上啟動快速建立類似北京SARS期間小湯山定點醫院的獨立簡易隔離定點醫院;全面放開檢測單位,放寬檢測範圍,對所有發熱人員進行新冠病毒核酸檢測;加強診療方案與院感防控培訓,提高醫務人員對新冠肺炎的早期識別診斷治療能力。特急文件的末尾,王行環又附上了一份 2003 年 SARS 大事記,並標註:“具有驚人的相似性。”

1 月 19 日,鐘南山、李蘭娟等專家組成員趕回北京後,連夜見了國家衛健委主任馬曉偉。李蘭娟近期接受《中國衛生》雜誌採訪時透露:“到達武漢後,我與當地的醫院院長和有關專家進行交流,了解到有較多的醫務人員被感染,也到金銀潭醫院、武漢市疾控中心以及海鮮市場周邊察看。我就意識到,這次新型冠狀病毒已經存在人傳人,人已經是傳染源。”

1 月 20 日上午,鐘南山和李蘭娟列席了國務院常務會議,向李克強總理匯報了對武漢疫情的研判和如何防治等具體意見建議。會後,國務院作出決定,將新冠肺炎按照乙類傳染病甲類管理。 1 月 20 日下午,國務院和國家衛健委召開全國電視電話會,佈置了全國聯防聯控的工作要求。 1月 20 日晚上,鐘南山接受央視採訪公佈“肯定會人傳人”,新華社發布習近平總書記對新冠肺炎疫情重要指示的新聞通稿,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戰役正式打響。

艱難的戰略防禦:決戰七醫院

1 月 20 日,世界衛生組織高級專家組來到中南醫院,考察發熱門診、篩查、隔離、收治全流程。醫生們向世衛組織專家介紹了發熱門診、隔離病房收治新冠肺炎病人的情況和醫務人員感染情況。世衛組織專家充分肯定了中南醫院的防控措施。

趙剡告訴財新記者,他們給世衛組織專家看的都是實情實景。據夏劍回憶,當時發熱門診的病人數已經達到一個高點,每天要看 400 人左右,儘管早有準備,但發熱門診已經是超負荷運作,醫生護士疲憊不堪。 “武漢各個區過來看病的都有,感覺發病的人數看不到盡頭。”夏劍說。

王行環則透露了一個細節,“封城”前期,省裡一位主要領導到中南醫院視察,提到湖北省要向國家物資儲備局打報告申請3000 萬個口罩,王行環立即就反駁,“3000 萬個口罩夠什麼用,武漢市民1000 萬,一人派一個口罩,三天就用完了。”省領導當場僵住。

1 月 20 日,武漢成立新冠肺炎防控指揮部,召開會議部署全市防控工作。當天,漢口醫院成為第三家收治新冠肺炎病人的定點醫院,再加上原來的金銀潭醫院和武漢市肺科醫院,合計提供 800 張床位,其他市屬醫療機構也將騰出 1200 張床位。然而,這 2000 張床位很快就被如潮的病人淹沒。 1 月21 日,武漢市衛健委又宣布整體徵用漢口醫院、紅十字會醫院、市第四醫院西院、市第五醫院、市第七醫院、市第九醫院、武昌醫院等七家醫院為發熱患者定點診療醫院,其門診部全部作為發熱門診,集中接診全市發熱患者,並採取“7+7”模式,即由同濟、協和、人民醫院、中南醫院等七家大型三甲綜合性醫院,與這七家市屬二級醫院結對子,騰出3400 張床位。

根據“7+7”政策,中南醫院負責託管七醫院,副院長袁玉峰主動請纓,1月 21 日就帶隊進駐七醫院。

七醫院是武昌區的一家二甲醫院,平時門診量每天不到300 人,一棟老樓年久失修,一棟新樓四個病區有180 張病床,再加上ICU 的10 張可用病床,一共190 張床位。袁玉峰摸清情況後,考慮到七醫院人員和技術力量不足,就跟七醫院院長商量,決定由中南醫院主導七醫院的抗疫工作。當天王行環院長也專門去了一趟七醫院,開門見山地跟七醫院嚴院長說:“中南醫院接管七醫院是來真的,你們要渡過難關,你就得輔佐袁玉峰。”七醫院嚴院長也陳述了醫院所面臨的困難:“我們醫院人手太少,也沒有防護物資。”王行環拍板:“政府物資到來之前,由中南醫院全部提供。”

根據武漢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揮部要求,七家區級定點醫院 1 月 23 日早晨開診。 1 月 22日一大早,七醫院貼出普通門診停診通知,袁玉峰帶著人開始改造七醫院發熱門診和隔離病房,按照“三區兩通道”建設,隔斷發熱門診。他還叫來幾位副院長和科室主任幫忙,幫助成立醫療救治組、院感防控組、物資供應組、數據信息組等七個工作組。趙剡看到七醫院的電腦系統老舊,就從中南醫院拉來一批電腦,臨時改進了七醫院的醫院管理系統,甚至部分輸液架也是從中南醫院緊急運過來的。

到了 1 月 22 日傍晚,病人在新聞中看到七醫院改為定點醫院的消息——當時整個武昌區只有兩家定點醫院,紛紛湧來排隊。袁玉峰還在發熱門診指揮裝修,就有病人進來拉著他的衣袖問什麼時候開診,當時袁玉峰並沒有穿防護服。

儘管宣布第二天一早 8 點正式開診,在門外排隊的病人越來越多,到晚上 9 點,等待的人群已經有上百人。那天天氣很寒冷,下著小雨,袁玉峰看到發熱病人哆哆嗦嗦站在寒風中,心情十分焦急,抓住裝修負責人要求一個小時後必須騰出幾間診室和隔離病區。晚上 10 點,七醫院發熱門診的兩個診室開門接診;11 點半,隔離病區一病區開始接收病人,成為武漢市首家正式開診的“7+7”模式發熱患者定點醫院。從 1 月 22 日晚上 10 點到第二天早上 8點,七醫院一共接診了 113 名病人,收治入院24 人。

1 月 23 日一早,更多病人湧來。 “等著看病的隊伍在門診前的空地上折了幾個彎,一直延伸到院前的馬路上。”袁玉峰看到很多老人在雨中互相攙扶著排隊,心酸得不行,他抄起手機給武昌區區長余松和副區長向悅打電話,要求政府在醫院樓外搭建一個露天遮雨棚,為看病的人遮​​擋一下風雨。 “儘管當時已近年關,遮雨棚採購和安裝都很難,但他們沒含糊就帶人過來了,一晚上就把棚子搭起來了。”

1 月 23 日,七醫院發熱門診接診量達到 1311 人,1 月 24 日 1366 人……上千人的單日門診量持續了整整十天,是原來七醫院日門診量的四五倍。醫生護士不夠,袁玉峰安排七醫院所有醫護人員全員緊急培訓上崗,從中南醫院調來了160 多名醫務人員,又緊急聯繫武漢市疫情防控指揮部,協調省內外醫療隊資源支援。 1 月25 日,中國人民解放軍中部戰區總醫院 22 人組成的醫療隊進駐七醫院;第二天凌晨,河北醫療隊 150 人抵達。

病床不夠,袁玉峰邊收治、邊改建,二、三、四隔離病區相繼於開診第二天和第三天開放。 190 張床的隔離病房很快住滿,袁玉峰和中南醫院副院長李志強教授又指揮工程隊將年久失修的七醫院舊樓重新改造……還是有越來越多的病人沒辦法收治住院,每天都接到很多求助的電話,袁玉峰說那時候他感覺自己是一個沒有用的人。 “以前做外科醫生,覺得自己手中一把手術刀很牛,但在那個時候沒床位收病人,醫生和病人都很絕望。”

讓人頭疼的還有防護物資。袁玉峰剛到七醫院時,醫院庫存的N95 口罩僅900 個,防護服1000 套,而發熱門診、留觀室和隔離病房高峰時期每天要消耗600 個–800 個口罩和防護服,七醫院的庫存僅夠用一天。從“封城”到 2 月 1 日,是防護物資最緊缺的時候,政府的物資供應常常無法到位,七醫院絕大多數的防護用品是從中南醫院的倉庫里拉來的。袁玉峰管著中南醫院和七醫院兩家醫院的物資倉庫,“我每天睜眼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倉庫,清點口罩有多少、防護服有多少。一開始是每天清點一次,最緊缺的時候是半天清點一次。”袁玉峰說,自己在這次抗疫期間學會了精打細算,為了用好物資,他讓醫務處和護理部每天分病區計算病人量、護士和醫生倒班次數,還有保洁和保安人員數量,以此核定每天每個病區消耗,精確到個位數,各病區按數配發。

即使如此精打細算,前期中南醫院儲備的數万個口罩和防護服還是很快見底,袁玉峰請求自己在上海、深圳等地的同學幫忙買口罩,但是當地實行醫療物資限購,運不出來。最慘的 1 月 27 日,七醫院的庫存只夠支撐一天。

48 歲的袁玉峰身材魁梧,他說自己是個內心強大的人,前幾年父親生病,他親自給父親主刀做手術,心裡都很平靜。但在七醫院救援期間,他幾近崩潰。病人擁堵發熱門診,絕望地祈求住院;醫護人員防護物資不夠,24 小時疲憊地接診……他看著無助的病人難受,又擔心醫護人員感染,“當時心裡真沒底,不知道能不能過這個關”。

幸運的是,武漢大學校友會給了中南醫院強大的支持,使得中南醫院和七醫院防護物資沒有斷供。只要一有從海外買來的口罩、防護服,校友會負責人就會打電話讓袁玉峰去取,有一次袁玉峰讓人開著公交車去領物資,塞了滿滿一公交車。袁玉峰還安排設備處組成物資搜尋組,每天聽到哪裡有社會捐贈物資的消息就趕緊去領,有時候只是一箱口罩、幾十套防護面罩,領物資的人也很開心。

據王行環透露,有一次,社會愛心人士定向捐贈給中南醫院一批防護物資,中途被武漢市紅十字會接收,紅會稱防護物資弄丟了,中南醫院報警都沒找回來。於是中南醫院負責物資捐贈的工作人員帶著 20 個醫務人員到機場,直接從紅會倉庫裡“搶”回了防護物資。 “紅會丟了我們的東西,丟的是我們的命。”王行環說。

2 月 2 日是七醫院的轉折點:政府供應跟上來了。袁玉峰鬆了一口氣。“如果沒有我們前期儲備的防護物資,沒有校友的捐贈,七醫院根本支撐不下來。”他回憶,也是在2 月2日,首例治愈患者從七醫院出院,忙亂的日子在2 月2 日前後開始緩解。 “基層動起來了,按照分級診療,病人由社區、街道送到醫院來看病,病人不再跨區跑,傳染源控制住了,才感到疫情有希望控制住了。”

2 月 18 日,七醫院首次達到出入院平衡,實現了從“人等床”向“床等人”的重大轉變。與其他“7+7”模式醫院不同,中南醫院託管七醫院,一直堅持到 3 月 14 日七醫院送走最後一批新冠肺炎病人。從 1 月 22日晚開診至 3 月 14 日,七醫院累計接診發熱患者 17613人,收治住院患者 656 人,其中危重症患者占到四成。“接手了就是我們自己的事,動真格地做。”袁玉峰說。

戰略相持:接管方艙醫院

在趙剡眼裡,新冠病毒雖然是個新病毒,但對應的方法並不比 SARS 更難。 “控制傳染源,切斷傳染途徑,保護易感人群,這些是我們應對 SARS總結的經驗。”趙剡把武漢抗疫分為兩個階段,以1 月20 日發布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戰役正式打響為分水嶺,“在習總書記講話之前,我們一線醫生是絕望的,病人像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多,我們預感這個事情要死很多人,我們拼命救人,但不阻斷傳染源,我今天治好100 個人,明天湧來更多病人,很絕望。”

趙剡說,“習總書記講話後,政府重視了,我就知道這個問題有解決的希望了。雖然’封城’前期,尤其是接管七醫院的前十天,過得非常艱苦,但我們充滿了鬥志,只要問題暴露出來、重視了,再大的問題,大家齊心協力,沒有搞不定的事情。”

出身“黃埔將軍縣”的王行環,則把武漢抗疫按照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中對戰爭週期的闡述,劃分為四個階段:戰略準備期、戰略防禦期、戰略相持期和戰略反攻期。他必須像一個不動如山、侵掠似火的將軍,帶領中南醫院 3000 多名員工,在這個沒有硝煙卻處處暗箭的戰場上活著走下去。他們很早判斷出了敵情,並儘己所能做好物資和動員準備,也反復向有關方面示警,但無法阻擋歷史的車輪在無數個偶然中必然地碾來;他們日常床位量不過3000 張左右,與近萬名員工的大醫院相比體量僅是中等,但在武漢抗疫戰中承擔了最大救治量的任務,不僅將本院變成了整座城市最大的傳染病醫院,還以一己之力同時承擔著四家醫院的運行,最多時提供了5400 張床位收治新冠肺炎病人。

“新冠病毒對人類的破壞力比戰爭還大,我們只能拼出一條血路來。”王行環說,其他人還在爭辯新冠肺炎究竟是大號流感還是小號SARS 時,他們從一開始就把這次疫情當成大號SARS 看待。 “大家還是把它往小了看,它的流行性不如流感,致死率不如SARS,但為什麼不去想它的致死率10倍於流感、傳染率百倍於SARS?更重要的是,它有可能不是季節性的,我們是按照五個月半年的持久戰去做思想準備的”。

正因為有這樣的心理準備,在抗疫之初,與武漢市整體應對的添油戰術不同,中南醫院採取的是“車輪戰”,將全院各科的醫務人員輪流派上一線,各部門都有了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經驗,很快就訓練出一批精兵強將,在各個分戰場迎戰新冠病毒。 “上級一有任務,我們的‘人馬’拉出來立即能組成一支訓練有素的部隊。”王行環說。

在經歷十天無比吃力的防禦戰之後,2 月2 日中午,武漢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揮部發布第十號通告,對新冠肺炎確診、疑似、發熱及密切接觸者“四類人員”進行集中收治和隔離,確診的新冠肺炎患者集中到醫院收治,疑似病人集中到酒店賓館隔離,武漢終於走上了“分類隔離,分級篩查”“應收盡收”的正軌。

根據十號通告規定,確診重症新冠肺炎患者須送定點醫院入院治療,重症​​患者無法全部進入定點醫院治療的,須徵用其他醫院或酒店作為臨時治療區集中收治。然而,這些臨時治療區究竟是哪些,人們並不知曉。更重要的是,醫院床位本就無比緊缺,收治重症病人都捉襟見肘,酒店隔離點則不具備治療條件,如何安置數量更為龐大的確診輕症患者,成為當務之急。

儘管武漢市不斷徵用定點醫院,床位不足仍是硬約束。 1 月30 日,武漢市衛健委披露,武漢市第一批徵用的七家定點醫院2462 張床位已滿;第二批三家定點醫院約1380 張床位開始收治病人,已接近飽和;第三批徵用的14 家醫院改建完成後可提供近5000 張床位,部分醫院已提供635 張床位。

這 4000 多張床位仍遠不能滿足病人的增加,真正讓已經超載運行的醫院緩一口氣的,是 2 月 3 日開始興建的方艙醫院。方艙醫院是一種以醫療方艙為載體、醫療與醫技保障功能綜合集成的可快速部署的成套野外移動醫療平台,一般由醫療功能單元、病房單元、後勤保障單元等模塊構成,其中醫療功能模塊又包括緊急救治、臨床檢驗等設施功能。由於它機動性好、展開部署快速、環境適應性強等諸多優點,從戰爭急救到突發災害、應急救援,獲得了越來越廣泛的應用。

一位武漢市政府官員向財新記者透露,興建專門收治新冠肺炎輕症患者的方艙醫院,是2 月3 日上午在武漢的一次會議上,由中國工程院副院長、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王辰院士提出的。王辰表示,方艙醫院是解決收治主要矛盾的現實之策,大容量的方艙醫院既可以讓病人得到系統的醫學管理,讓大量輕症患者通過必要的救治獲得康復,又能起到批量病患集中隔離作用,防止疫情進一步擴散,而且相比其他醫院,方艙醫院不需要佔用過多醫護人員,也不需要太多高端搶救設備,能夠迅速建成投入運行。

整個會議為之暫停。當天下午,武漢市政府官員陪同王辰考察選址,最終緊急徵用了洪山體育館、武漢客廳和武漢國際會展中心三座面積較大、空間開闊的公共場館,建設總計可容納3800 張床位的方艙醫院。潘振宇告訴財新記者,2 月3 日下午武漢市疫情防控指揮部一位領導通知中南醫院接手洪山體育館方艙醫院,當天晚上,中南醫院派出人員和施工單位一起改建洪山體育館,“我在現場協助洪山體育館方艙醫院建設,一直熬到凌晨3 點多才回家休息”。 2 月 4 日早上 9點多,改建主體工程基本完工。

然而,2 月 4 日上午 10 點,潘振宇接到消息,中南醫院接手的改為第一批中最大的武漢客廳方艙醫院。潘振宇很無奈,他們把快要改建完成的洪山體育館方艙交給別的醫院,馬上又趕到武漢客廳。

中南醫院黨委宣傳部部長高翔對財新記者介紹,武漢客廳方艙醫院2 月6日緊急改造完畢,又花了一天安裝設備,即交付中南醫院管理團隊,中南醫院副院長、神經內科首席專家章軍建教授帶領醫院100 多名醫務人員接管。此後還有來自廣東、寧夏、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三支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和從福建、甘肅、安徽等省份馳援的十多支醫療護理隊共1100 餘名醫護人員,由中南醫院統一協調管理武漢客廳方艙醫院醫療救治工作。

陳小艷是中南醫院外科的總護士長,此次擔任武漢客廳方艙醫院 A 區護理總負責人。她向財新記者介紹,武漢客廳方艙醫院分為 ABC 三個艙,A艙 614 張床位,B 艙、C 艙各 400多張床位,一共有 1461 張床位。艙內每 12 個床位隔開成一個小艙,除了床位,還有治療室、採樣室、搶救室等醫療功能模塊,還設置了圖書角和公共活動區域。

將近 1500 張床位的醫院,一天選址設計,一天改造,一天調試,2 月 7日接收病人。如此龐大而緊迫的工程,前期難免簡陋。陳小艷告訴財新記者,她從中南醫院病區剛換到方艙醫院時,幾百張床位鋪天蓋地進入眼簾,她的頭有點暈,心裡“咯噔”一聲,“這麼多張床位,如何管理,我心中並沒有底”。

剛住進來的病人心裡更沒底,幾乎每個人都會拉著醫護人員問個不停:要在方艙醫院住多久,艙裡醫療條件如何,有沒有足夠的醫生,有沒有氧氣瓶、呼吸機,都發什麼藥,病重了能不能順利轉院,什麼時候能出院……

還有病人心情不好,抱怨伙食差,抱怨沒有熱水,抱怨廁所臟。陳小艷帶著護士們盡量幫助病人改善居住條件,給怕冷的添棉絮、加電熱毯,不想吃飯的,醫護人員掏錢從艙外帶東西給病人吃,安撫病人情緒。 “硬件條件差,我們就用服務來改善。”陳小艷說。

陳小艷察覺到,武漢客廳方艙醫院剛運行的幾天,天氣陰冷,病人們普遍情緒低落,大多躺在床上不動。為了活躍氣氛,護士們動員病人下床走動,由護士們領著做呼吸操,新疆來的女護士們還跳了新疆舞,引來很多病人圍觀。醫護人員和病人以及病人之間的互動逐漸多起來,方艙醫院的氛圍日漸活躍。病人組建志願者服務隊幫助醫護人員分發飯菜、抬水、清掃廁所,方艙醫院慢慢變成一個醫護人員和病人共同管理的社區。在很多方艙醫院裡的病人看來,住院的日子固然難熬,但相比 1 月底、2 月初那十幾天在醫院和家之間無望奔波的經歷,方艙醫院像一處平靜的避風港。

這裡所有的病人都是同一種疾病,住著一樣的床位,吃著一樣的飯菜,醫療服務平等對待——即使有區別也是根據病情輕重,身份、財富、階層,在這裡都暫時不存在了。2 月 23 日,武漢客廳方艙醫院組織醫護人員和病人舉辦“同舟共濟,大愛永存”歌唱比賽。中南醫院、廣東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及甘肅、福建和安徽的醫療隊一起合唱《讓世界充滿愛》,病人也列隊合唱《歌唱祖國》,然後大家一起高喊“武漢加油”。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醫療總負責人、石河子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重症醫學科醫生程青虹告訴財新記者,病人準備得很認真,精神飽滿列隊表演,看得他一度熱淚盈眶,讓他堅信一定能夠打敗疫情。

3 月 7 日,人來人往的武漢客廳方艙醫院安靜了,當日患者清零。據統計,武漢客廳方艙醫院共收治患者 1760 名,高峰時期在艙患者 1434 人,實現了患者零死亡、醫護人員零感染、安全生產零事故、治愈人員零復發。

3 月 10 日,武漢最後一座方艙醫院休艙。在抗疫期間,武漢共建成 16家方艙醫院,實際投入使用 15 家,總床位超過 1.34 萬張,累計收治新冠肺炎輕症患者 1.2 萬多人,成為名副其實的“生命之艙”。王行環認為,方艙醫院對抗疫戰局攻守易勢、掌握控制傳染源和阻斷傳播途徑的主動權發揮了關鍵作用,“惟一遺憾的是我們建晚了,如果在’封城’之際就啟動方艙醫院,抗疫形勢會對我們有利得多。”

戰略反攻:臨危受命雷神山醫院

2 月 8 日,中央政法委秘書長陳一新出任中央指導組副組長。他曾擔任武漢市委書記,對武漢有很深的了解。兩年後臨危受命再返武漢,陳一新立即開展調研,考慮到病情緊急,他在微信群與各區負責人見面,吹響武漢“應收盡收”清零攻堅戰的衝鋒號。

為了確保所有確診患者和疑似患者都得到集中收治,武漢各家醫院不斷擴大床位,武漢版“小湯山醫院”火神山醫院、雷神山醫院發揮了“壓艙石”作用。火神山醫院自1 月24日開始施工,2 月2 日上午舉行軍地交接儀式,軍隊抽組1400 名醫護人員承擔火神山醫院醫療救治任務,編設床位1000 張,2 月4 日上午收治首批患者。雷神山醫院則是自 1 月 25日決定建立,編設床位 1600 張,2 月 8 日完成施工建設。雷神山醫院原計劃由武漢市屬醫院管理,但 2 月 8 日早上,武漢市領導通知王行環,由中南醫院接管雷神山醫院,王行環出任雷神山醫院院長。

王行環告訴財新記者,2 月 8 日一早他接到組織任命時還頗感意外。 “雷神山醫院備受關注,2 月7 日已經宣布了院長,武漢市屬多家醫院已經抽調骨幹力量過去,而且即使市屬醫院人力不足要換大醫院接手,中南醫院也並不是武漢實力最強的醫院。領導告訴我,是中央指導組點名要我擔任雷神山醫院院長,啃下這塊硬骨頭。”

王行環沒有推託,上午 10 點多,他帶領醫院骨干人員趕到這座“工地上的醫院”。當時雷神山主體建築剛完成,王行環和武漢市政府領導在施工現場開辦公會,1.3 萬名建築工人還在工地上加班加點。 “我在工地現場規劃辦公區域,工人們一邊不停催我讓一讓。”王行環對當天的緊張氣氛還記憶猶新。

彼時收治的壓力依然很大,大量病人等待入院。武漢市疫情防控指揮部要求,雷神山醫院 2 月 8 日晚上就要接收首批新冠肺炎病患。作為醫療總指揮的王行環和一位負責雷神山醫院建設的總協調人站在路邊抽了一根煙,他問對方“你怎麼看”,對方說:“這是一輩子都遇不上的大事,豁出去了。”

兩人沒有二話,採用邊建設邊滾動式開病區,修好一個病區,驗收完就立即接收病人。當晚 A16 區接收了 29 個病人,2 月 9 日 A15 區接收了40 多個病人。 “最多的時候一天要開七八個病區。修好一個病區,立即用隔離擋板擋住,擋板這邊在收病人,另一邊在趕施工進度。”王行環記得,有一次半夜,剛趕完進度建好一個病區,就有病人轉運來了,“我們在裡面驗收,病人在外面等,驗收完病人就住進來,一刻也沒耽誤,就這樣持續了十多天。”

2 月 14 日晚,武漢風雨大作,雷神山醫院尚未交付的病區屋頂被大風損壞,多處漏水。王行環連夜和施工單位商量修改設計方案,加蓋了防雨屋頂。 “現學現用,我都成半個建築專家了。”王行環說,此後地漏堵塞、負壓病房密封不穩定、空調漏水等問題,都在建設進行中不斷改進。

袁玉峰 2 月 8 日也交接完七醫院的工作,趕到雷神山協助王行環。邊施工邊接收病人是一項很有挑戰性的工作,需要保證醫務人員、病人和施工人員的安全。有施工隊跟袁玉峰訴苦,問他能否停止白天轉運病人,夜晚再轉運。 “他跟我說,白天轉運病人,工人看到病人會嚇跑的。可是晚上轉運病人,會把醫務人員和病人置於危險中。”後來雙方共同商定,用擋板隔開尚未修建好的部分,邊建設邊收治病人。到 2 月 20 日,雷神山醫院建成 32 個病區1402 張床位,其中 30 個是普通病區,2 個重症監護病區。

彭志勇也被調到雷神山負責 ICU 病房。他告訴財新記者,雷神山醫院第一個 ICU 病區的組建用了 3 天時間,第二個 ICU 病區只用了 36 個小時。 “三天時間就在空白的基礎上建好一個ICU 病區,我是比較滿意的。王院長又跟我說,壓縮時間一天再建一個,我覺得有點不可思議,最後還是完成了。早開一個病床,就能多救一條命。”

在中南醫院和雷神山醫院,彭志勇負責的 ICU 病房新冠肺炎病人死亡率在 20%左右,低於 ICU 平均的 30%–40%死亡率。彭志勇告訴財新記者,由於前期耽誤了救治時間,進入ICU的新冠肺炎病人大多錯過了早期治療,呼吸衰竭問題很嚴重,救治的關鍵點在於對每位危重症患者進行精細化管理,什麼時候插管、什麼時候上ECMO,都需要精細評估,錯過時機就很難挽救。他的團隊會以小時計算,精確掌握每位重症患者的狀況,隨時跟進搶救措施。王行環透露,包括彭志勇的 ICU 和夏劍的急診 ICU,中南醫院使用 ECMO 的救治成功率維持在50%–60%,遠高於 20%–40%的國際水準。

包括中南醫院的 466 名醫護人員,陸續進駐雷神山醫院支援的共有來自全國 9 省市、16支醫療隊、286 家醫院的 3202 名醫護人員,以及 660名後勤人員,總計 3862 人。如何協調管理多樣化的醫療人員,成為雷神山醫院的一項重要工作。

王行環提出雷神山醫務人員零感染目標,院感防控是重中之重。雷神山醫院院感工作小組負責人、中南醫院質量與安全管理辦公室主任朱小平主任護師告訴財新記者,在醫院邊建設邊收治病人時期,醫院質管院感組就按照“潔污分流、醫患分流、人物分流”原則,迅速繪製了醫院院感通道一覽圖和病房單元各類人員動線圖,嚴格按照“三區兩通道”區別清潔區、潛在污染區及污染區,科學規劃醫院佈局,嚴密保護工作人員安全。與此同時,迅速搭建醫院感染控制管理架構,成立雷神山醫院感染管理委員會和感染防控工作組,制定院感管理指標體系、感控制度、工作流程、落實責任清單以及55 項指標的《病區院感質量巡查工作標準》,對醫護工作大道、休息室、物資通道、病區清潔區、治療室、緩衝區及病區7 個區域,從當日的防護用品配備、消毒隔離情況、醫療廢物處置、保洁清潔消毒等33 個內容進行督導檢查,做到統一調度、同質化管理,保證院感控制管理各部門、各病區、各環節的協調聯動,保障各區域同推進、同覆蓋。

醫療隊伍進駐,首先就是做院感培訓。朱小平不是感控出身,她之前擔任中南醫院護理部主任,從事臨床護理、護理管理和護理教學工作近 40 年,是湖北省護理學會副理事長和武漢大學護理專業的碩士生導師。為做好院區全流程、全範圍人群的感染防控工作,她邀請國家衛健委派駐醫院的北京大學第一醫院感染管理科主任李六億、徐醫科大學附屬醫院院感科主任茅一萍、四川大學華西醫院院感部主管技師喬甫等院感防控專家,對32個隔離病區、2 個ICU、手術室、檢驗科、影像科、藥劑科的臨床醫護技人員以及保洁、維修、安保等後勤保障及行政管理人員進行感控知識輪訓。

“李六億教授他們拿著大喇叭,選一塊空曠的室外空地,給所有這3800多職工做培訓,一個內容反复講,全院前後做了300 多場院感培訓。”朱小平說,“在雷神山我們的目標是’打勝仗、零感染’,我們對醫務人員和維修工人一視同仁,一個都不能感染。”

好在此時防護物資的產能已跟上,袁玉峰不再需要像在七醫院那樣,為每一個口罩和防護服緊巴巴做算術,但要操心的事情還是很多。如何建立規範化的治療方案,把 16 支醫療隊的醫療質量同質化,是工作的重點。

“這是一個戰時醫院,管理既不能太複雜,但也不能太粗糙,醫療質量要保證。”袁玉峰透露,截至3 月24 日,雷神山醫院共收治1961 名病人,60 歲以上的病人佔60%,重症病人和危重症病人佔30%–40%。

3 月 25 日,雷神山醫院首個病區清零;3 月 28 日、29 日,C7、C5 病區陸續關閉。 1090名援鄂醫護人員完成救治任務。 3 月 29 日,雷神山醫院舉行首批援鄂醫療隊集中撤離儀式。王行環院長為撤離的醫護人員頒發《抗疫工作證明》和雷神山醫院紀念章,多名醫護人員在現場洒淚。

“我們與武漢人民一起並肩作戰過,這是我一生中最自豪的事。”一名來自吉林的醫療隊員告訴財新記者。

王行環告訴財新記者,截至 3 月 28 日,雷神山醫院在院病人不到 200人,還有 1800 多名醫護人員繼續“留守”崗位。 “我們將奮鬥到把最後一名病人送走。”王行環估計,4 月底雷神山醫院將完成救治任務,勝利在望。

“這場戰爭,我們沒有丟下一個戰友”

3 月 27 日下午,湖北省衛健委副主任柳東如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武漢主戰場疫情傳播基本阻斷。武漢市整體由高風險區降為中風險區。”

同一天,中南醫院本院在經過為期兩週的深層清潔消毒後,恢復普通門診,為武漢抗疫提供最多傳染病床的中南醫院逐漸恢復正軌。這家原本只有3000 多張病床的綜合性醫院,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候成為收治新冠肺炎病患的傳染病醫院,開放了本院1 號樓、2 號樓、3號樓、4 號樓、 7 號樓的2000 多張床位,託管定點醫院七醫院,提供了超過200 張床位,接管武漢客廳方艙醫院提供1400 多張床位,託管雷神山醫院1600 張床位,總計為新冠肺炎病人提供了5400張床位。

王行環依然堅守在雷神山醫院,等著把最後一批新冠肺炎患者送出醫院。在臨時搭建的板房辦公室裡,有一張簡易的行軍床。自 1 月 3 日中南醫院提前啟動“戰時狀態”,他每天都繃得很緊,大多數時候睡在辦公室裡。

即使武漢抗疫勝利在望,他依然少有笑容。 “事情何以至此?如果再來一次,我們能否防得住?”王行環向記者提出兩個疑問,“我所說的不針對任何特定人,處理個別的特定人並不會對事情有本質改善。悲劇發生了,死了那麼多人,那麼多醫護人員被感染了,希望若再有下一次病毒侵襲,我們能防得住,別讓悲劇一而再、再而三發生。”

王行環指出,新冠病毒是最容易被忽視的病毒,在中國早期如此,後來在歐美髮達國家亦如是,種種教訓一個不少重複了一遍又一遍。 “新冠肺炎已經演變成自1918 年西班牙大流感後人類歷史上百年未遇的大流行病,破壞力和影響力比戰爭更大。”他總結道,“和平太久了,防控流行傳染病體系缺少檢驗,政治家、專業人士和民眾都放鬆了警惕。”

王行環說,預防傳染病是個專業的領域,事關重大,應該避免外行指導內行。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曾建議,在省市級要專門安排一個副省長或副市長管衛生健康,這個健康副省(市)長應當第一學歷是正規醫學院本科畢業,有在醫療機構工作過的經歷,各級衛健委主任也必須由專業人士擔任,讓懂衛生健康的人管衛生健康。王行環對此完全贊同:“這次中央指導組的領導多次跟我說,湖北省市懂衛生的政府官員太少了。”

真正的麻煩在於,類似的問題恐怕不獨在湖北和武漢。武漢的疫情發生後,很多數學模型預計重慶、湖南、河南也將疫情大暴發,但這些地方都成功遏制住了新冠肺炎的蔓延勢頭,以強有力的篩查甄別、患者隔離、社區封閉和公共區域管控等群防群控措施,將控制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和保護易感人群這三大環節完成得幾乎滴水不漏。但王行環認為,疫情出現在武漢應屬偶然,如果不在武漢,那麼絕大部分地方前期不一定會做得更好;同樣,如果武漢也只是輸入地,那麼它也不會比重慶、長沙、上海等城市做得差。

“傳染病預防控制體系和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的不完善,在這次疫情中是深刻的教訓,前期的輕視把小事放任成了大事,後期集中力量把大事給解決了,這樣的慣性不打破,即使勝利也是一場慘勝。”他說。

回顧整場戰爭,王行環認為,前兩個階段(戰略準備期和戰略防禦期)不及格,後兩個階段(戰略相持期和戰略反攻期)可稱優秀,而戰略防禦期間的諸多被動與混亂,也是因為戰略準備期對敵情偵察不明、重視不夠導致物資準備和組織動員嚴重不足。

他很痛心,中國在 2003 年 SARS 期間已經吃過大虧,SARS 過後花很大力氣建立了傳染病疫情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監測體系,但經過這次新冠病毒檢驗,實戰能力不行。 “網絡直報干擾因素很多,敵情通報被耽誤了。”王行環認為,這個連敵情都聽不到的系統,經過實戰檢驗失敗了,必須重建,“要尊重一線醫生的預警,只要醫生填進去,區、市、省、國家每一級都不能截留,不能受到行政干擾,要讓一線醫生有預警的權利。”

他進一步指出,“識別這個傳染病並不困難,醫院系統能識別,疾控系統能識別,國家專家組也能識別,為何這麼多股力量匯聚在一起就識別不了了?因為沒有人需要為此負責,或者說大家都要負責,到最後就變成大家都不負責。應該用法律的形式確定各自責任的界限。出了事,按照法定職責處置。”在早期,中南醫院因為預警多次被批評“政治站位不夠”,王行環認為,真正的講政治應當是利國利民,“我覺得不利國不利民才是不講政治”。

此次令王行環頗感遺憾的是,雖然中南醫院很早就在急診、ICU、感染科建立隔離病房,但對普通科室的防控仍存在疏忽。 1 月中旬,肝膽外科收了一位膽囊炎病人,該病人入院時不發燒、不咳嗽,沒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因此沒有給他做不明原因肺炎的篩查,但三天后那位病人出現發熱,感染了肝膽外科的12 名醫護人員,其他科室的4 名醫護人員因到肝膽外科會診和參加多學科疾病討論也先後感染了。一位早期無症狀的肝膽外科病人一圈下來感染 16 名醫護人員,泌尿外科、神經內科、婦產科、骨科等科室的醫護人員,也有被早期無症狀病人感染的情況發生。

王行環透露,中南醫院全院 3900 名員工,有 100 人左右感染,其中包括本院的保安、保洁等。 “只要為醫院做出貢獻的人,醫院都給予同樣的照顧。醫院對感染的職工開闢了專門的病區,精心照顧。”

他說:“我很慶幸,這場戰爭我們沒有丟下一個戰友。”

(財新實習記者陳怡帆對此文亦有貢獻。本文刊發於《財新周刊》2020 年第 14 期,原題為:封面報導|他們打滿全場)

P.S.【20200412 財新記者蕭輝武漢採訪手記
封城前,中南醫院不停向衛健委上報疑似病例,多次被批評『政治覺悟不高』

蕭輝按: … 我絕對沒想到有生之年會看到屍體擺著沒人敢去收、病人無處就醫求告無門直接倒斃在家裡的情況會在社會主義國家發生。在1月22日來武漢的第二天進發熱門診探訪,我就判斷出這是一場『切爾諾貝利』 …

閱讀 蕭輝手記 全文

維基百科:財新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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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財新周刊》2015年第12期在《權力獵手郭文貴》報導中,宣稱揭開政泉控股老闆郭文貴的政商關係,並指控郭文貴涉入2015年1月16日落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部副部長馬建及國安系統,被BBC中文網認為是胡舒立團隊繼《誰的魯能》之後的重大調查報導。隨後郭文貴公開掀起與財新傳媒方面的口水戰。3月30日財新傳媒發表聲明,指郭文貴造謠侮辱胡舒立人格,已向警方報案。同時,財新傳媒宣布將到香港起訴郭文貴及曾採訪郭文貴的《香港商報》與《香港蘋果日報》等媒體,稱郭文貴透過媒體傳播虛構事實、敗壞財新傳媒總編輯胡舒立的人格,使財新傳媒公信力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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