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709 章立凡:是父親,也是朋友——兒子眼中的章乃器

『我的感想是似乎有這麼一些人,他們認為,專政就是要將數以千萬計的被專政者宣佈為可以讓他們任意蹂躪、侮辱乃至屠殺的奴隸、賤民或墮民,或帝國主義眼下的有色人種,而且不許呻吟一聲,更不許喊冤叫屈。然後他們才算志滿意得地當上新老爺。為要保證他們可以為所欲為,還必須把被專政者隔離開來,免得他們的聲音外傳、上達。 』

—— 章乃器 1971.03.10

1950s 章乃器 在北京

西方有句格言:“you cannot choose your family but you can choose your friends.”(你不能選擇你的家庭,但你可以選擇你的朋友)。東方大國“階級路線”盛行年代,對“可教育好子女”也另有名言訓導:“出身不能選擇,道路可以選擇”。

自1957年七歲時起,“章乃器”這三個字,就成了籠罩在我頭上的一片陰霾;二十三年後風水輪轉,如今又幾乎成了我的頭銜之一,總是有人在不同的場合提起。我自認為是一個獨立的人,“某某某之子”的稱謂令人厭煩,總是要求媒體去掉,但今生今世恐無從擺脫。按血統定位後代,這是東方家族社會的思維慣性,或贊或罵都要加上“老家兒”(北京話讀作“老尖兒”)。

家庭出身不能選擇,將“朋友”兌換為“道路”,對我也沒什麼兩樣。從小學時代起直到“文革”中,父親與我的關係更像是朋友,關係是平等的,而他的身教言教,對我的人生道路確實有很大的影響。

一、生活的哲學



很多人都說父親是個工作狂,當糧食部長的時候,每天工作10-12小時,星期天也經常不休息。罷職閒居後,隻掛一個政協委員的頭銜,社會活動減少,但他依然勤奮,每天除了例行健身外,很多時間放在讀書和記筆記上。他這種閱讀的習慣,不經意中傳給了我。我真正的知識啟蒙,不是從上學開始,而是從閱讀開始。

我最早從閱讀中獲得知識,是來自一本《科學日曆》,裡面有很多科學知識,還有不少著名科學家、文學家的簡介。稍長之後,父親推薦了兩種雜誌——《知識就是力量》和《展望》(後更名《國際展望》,對我的成長影響比較大。這兩種刊物他都存有全套,“文革”中紅衛兵抄家時,與其他藏書一道焚為灰燼了。

《知識就是力量》創刊於1956年,以介紹國際前沿的科技新知為主,信息量大,文字生動活潑,還有不少科學家的傳記故事,以及阿西莫夫等人的科幻小說,很適合我的口味。那時中國尊崇“老大哥”,好像俄國人一切都領先,故很多內容譯自俄文。字裡行間雖有意識形態痕跡,但畢竟是科普刊物,偏見相對比較少。像“大躍進”中的反科學說教,基本上未收納。中蘇交惡後,該刊停刊。

《展望》創刊於1950年,是一本國際文化交流雜誌,有大量人文、地理、歷史、政情的內容。這本雜誌兼容並包,意識形態上比較開放,譯文來自世界各國,很大程度上開拓了我的人文視野,可惜60年代就被停刊了。

那時沒有互聯網,閱讀雜誌是汲取知識最簡捷的途徑。我比較喜歡短小精悍的文章,可能是當年潛移默化的結果。後來自己寫作,也是多用減法,注意將一切駢枝文字裁併刪除,力求簡潔。進入快餐式閱讀的互聯網時代後,帖子超過3000字就容易影響閱讀情緒,也不利傳播),這種讀寫習慣卻令我受益匪淺。近年一些報刊邀我開專欄,字數上限一般在1500字到1800字之間(這樣的字數也很適合網絡傳播),我能純熟地“螺螄殼裡做道場”,將信息最大限度地濃縮到專欄文章中。

父親雖是文物收藏家而非藏書家,但他收藏的書,對我這個年齡段的孩子已經很奢侈了。我愛讀各種雜書,例如《搜神記》、《山海經》之類的神仙故事及各種稗史類書,這些書有不少是沒有標點的豎排本,我完全靠“硬讀”,學會了古文斷句,逐漸能夠自行閱讀儒家典籍和史書,並迷上了古典詩詞。父親愛讀老莊,向我推薦過《老子》和《莊子.秋水篇》,他還親自講解了《周易》第一章,餘下的要我自行研讀。這些閱讀打下了古文根底,並啟迪了對歷史、哲學的思考。

他的友人中有好幾位藏書家,例如邵力子先生和章伯鈞先生。父親常稱道邵老先生,說每次政協開會,老人手裡都拿著一本書,邊開會邊讀。那時政協基本上是“一言堂”了,邵老“一心二用”,其實是最大限度地提高生命質量。後來,我也養成了隨身帶書閱讀的習慣。章伯鈞藏書相當豐富,記得父親從他家借來一套線裝足本《金瓶梅》,但不許我看。

父親書櫥裡的《文史資料選輯》,那時還是灰皮的內部發行本,作者中有不少是他的老友,從前清、北洋的遺老遺少,到國民政府政要及各界名流,不時能在政協遇到。第一屆政協的紀念冊上的人物,以及他相冊中合影的朋友,都是我的關注對象。我經常纏著父親問他與這些人的關係,他會談起一些相關的往事,評價則有褒有貶。久而久之,我養成了一種對掌故的癖好,後來最終選擇歷史作為專業,與早年的閱讀及挖掘故事的愛好有極大的關係。

某次我發現一個隱秘的小壁櫥,裡面是一些1949年以前出版的書。其中有一本很厚的“反動”書籍,記述中國近代史,關於紅軍長征一節的標題竟是“萬里流竄到陝北”,受了多年的“正面教育”,忽然發現同一段歷史竟會有完全不同的解讀,令我十分震驚。此後,讀禁書成為我的一大愛好。

我進入中學時,開始問父親一些性知識問題,他也不避諱回答解釋。 “文革”中我終於從一位女孩那裡,借到了父親當年不許讀的《金瓶梅》,是1957年毛澤東恩准限量發行的“高幹讀本”,每套書都有編號。後來又陸續找到《新階級》等一些內部發行的灰皮書,打開了思維的另一道門。無論出於本能還是求知,越是禁果越想嘗,此乃人之天性。讀禁書的習慣延續至今,演變為上網“翻牆”。

上小學的那一年,北京天文館落成。我去參觀後迷上天文,曾幻想當天文學家,父親比較贊同我將來從事自然科學,又為我訂了《天文愛好者》雜誌。後來不斷遇到各種挫折,天文之夢落空,但仰望星空也影響到我性格的形成:對宇宙的好奇逐漸轉化為對事物規律的探索,這種思維境界有助於超脫現實中的逆境。

我的另一夢想是成為藝術家。上幼兒園的時候,比較喜歡捏橡皮泥,但繪畫能力較差,小學階段才陡然提高。我對美術的愛好,與父親的文物收藏有很大關係。那時最喜歡做的事,是把家中的櫥櫃一個接一個地打開,輪番捧著錦盒中的古物,問父親這些東西的朝代和來歷,他每次都不厭其煩地耐心講解,還不時找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器物展示。漸漸我被熏染出一種好古之癖,但出於兒童心理,最感興趣的是古兵器,不時戴上父親收藏的古代頭盔,揮動沉重的青銅劍,把自己想像成一位有萬夫不當之勇的大將軍。

父親收藏的畫冊、法帖和印譜,也是我喜愛翻閱的東西。我對書法及繪畫的興趣,就是從《三希堂》原拓本及他訪蘇時帶回的列賓、蘇里柯夫的畫冊開始的。中學時代正值“階級路線”當道,我自知上大學無望,產生厭學情緒,痴迷於山水畫和篆刻,還用粉筆頭雕刻各種人像,藝術之夢即從那時開始。有天父親指出我的印文不符合篆書書體,我就專門跑到西單商場古舊書店,買了一本《說文解字》自己鑽研,無意中又引發了對文字學的興趣。我曾按“桃花源里可耕田”詩意,自製了一把折扇,一面是畫,一面是篆書,到處晃悠顯擺。 “文革”爆發後,大字報的書寫也大大提升了我的書法水平。

“文革”抄家後搬到呼家樓,父親的生活費被造反派降到每月50元,生活全靠自理。他不時到菜市場買些下水、豬肺之類價格便宜的東西,下廚做成溜肥腸、醬豬肚、豬肺湯等菜餚,以補充動物蛋白。父親的廚藝很不錯。我跟他學會了醃製臘肉,做“醃篤鮮”湯以及一種青田家鄉的特色風味——山粉餃。抄家劫餘的一套花梨木桌凳,由於年代已久,開始散架。他找出兩條乾魚鰾,熬成鰾膠,帶著我一起動手拼合粘黏,再用繩索綁緊,第二天解開繩子,整套家具修復如初。至今逢年過節,我都能下廚做幾道拿手好菜;一些器具損壞時,也能親自動手修復。

未能成為藝術家,是我人生一大遺憾,但早年的文化熏陶,令我擁有了足夠的想像力。從父親身上,我不僅學到了生活經驗和動手的能力,也學會了生活的哲學。

二、言人所不敢言



“七君子之獄”的同室難兄鄒韜奮先生,曾對父親有如下描述:“乃器的性格是偏於剛強的方面,但卻不是無理的執拗;他和朋友討論問題,每喜作激烈的爭辯,只要你辯得過他,他也肯容納你的意見,否則他便始終不肯讓步。有些朋友覺得他在爭辯的時候有時未免過於嚴厲些,但是知道他的性格的人,便知道他心裡是很純潔的,是很熱烈的,一點沒有什麼惡意。”

19370623 章乃器獄中手跡

1937年 七君子出獄時合影(左起:王造時、史良、章乃器、沈鈞儒、沙千里、李公樸、鄒韜奮)



父親不諱言自己“好辯”的個性,他寫文章也很注重說服力,曾向我介紹經驗說:我撰文立論注重邏輯,經常會為反方假設一位辯護士,提出種種反對自己的理由,通過交互質證導出正確的結論。他在“反右”時曾多次舌戰群儒,甚至與總理面折廷爭。周恩來曾承認“他們說不過你”,後來又說“辯論起來我們人多,你說不過我們的”。父親在整風運動中的言論,主要是對民主與法制、階級關係、個人崇拜、幹部作風的意見,並未超越毛澤東提出的“六條標準”,但他只問真理不畏權勢,被認為“態度頑固”而加重處分,撤職令下達時排名“頭號右派”。

最近,有位從事統戰工作多年的老幹部寫了本書,其中有專文記述章乃器,引用了父親的政協發言、致周恩來書信,以及他的言論簡報和朋友們打的小報告。讀後勾起了我對當年場景的回憶,也解答了一些記憶中的問號。本文將引用其中的部分內容。

父親一直主張獨立思考。早在1960年,他就在政協大會的書面發言中,對 “大躍進”提出質疑,並立即受到批判。 1962年1月至2月,他到山東、上海、浙江三省市考察後回京,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座談會上連續四次發言,就經濟建設、政治運動、民主法治等問題發表意見:

潘漢年、胡風沒有審判,憑什麼把他們逮捕扣押幾年,這不是違反憲法麼?關於右派處理辦法,黨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指示,就是違反憲法。在反右時,《人民日報》在社論中指出某某是有罪的,因為他是頭面人物,可以不加逮捕,不予論罪云云,這是司法機關的判詞,《人民日報》有什麼資格代替司法機關的職權?機關可以判處右派,判處勞動教養,而勞動教養是巧立名目的勞動改造,機關有什麼權力代替司法機關的職權?

……既是敵我矛盾,又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哪裡來的這些辯證法?這是對憲法的蹂躪。

現在只提12條、60條、70條,就是沒有人提到1954年制定憲法106條。經過1億5千萬人制定的憲法。 1957年群眾運動一來就被忘記了,怎麼能使群眾信服?現在政府法令沒有威信,群眾奉公守法精神不夠,司法機關知法犯法。

1957年 章乃器在『反右』鬥爭會上



1957年我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心嚮往之。但我受到了打擊。在舊時代,我們說“一個人倒下去,千百萬人站起來”,現在是“一個人倒下去,千百萬人沉默了。”現在是“言者有罪,聞者惱怒”。

父親針對“大躍進”的反科學蠻幹,提出:這些年來由於缺乏常識造成很多缺點和錯誤,主張開展一個恢復常識的運動,來教育那些不懂常識的人。比如:學生以讀書為主,教師以教學為主,科學院是科研工作的基礎,這些本來連小學生都懂的普通常識,現在居然要在中央文件和一些領導人講話,重新來規定這些定義,豈不笑話?他舉例說:

《人民日報》經常發表一些違反常識的文章,如現在各地糾正了“一平二調”,而《人民日報》還在宣傳“大河有水小河滿”,這句話實際上是’一平二調’的思想基礎。

……有些教條主義理論家,還在宣揚家庭是上層建築,也可以消滅。在這種理論指導下,在1958年這個時期,我們就把人家的家庭也拆散了,女的參加婦女隊,男的參加突擊隊,把家庭中男女老幼的自然協作關係打掉了。

他發言之後曾對人說:我的發言,是言人所欲言,言人所不敢言,我發言時會場寂靜,但見會心的微笑與嘆服的點頭。

在我的記憶中,1962年初曾見父親連續數日伏案寫提案,我看了內容之後,不禁倒吸一口冷氣。不久,他在三屆全國政協第三次會議上提出了兩份提案,我擔心地問會不會招來新的麻煩,他回答:“不好說,反正提案已經印發給每一位委員。”

提案之一是《請大會作出決議,重申憲法不可侵犯的尊嚴,以整肅國家法制,提高社會公德,並加強企業、機關的管理》,另一提案是對1957年被劃“右派”的抗爭。事前他對人表示,提案提出後“不會推出午門斬首,也不會凌遲處死,最多把政協委員去掉”,“寧可站著死,決不跪著生”。他在提案中說:

《憲法》第85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但居然有人認為:“在機關、企業中,非黨的正職必須服從黨員的副職,非黨的上級必須服從黨員的下級,而且認為這樣才算接受黨的領導,否則就是反黨,這就顯著地造成公民在法律上的不平等”。

如果黨在國家工作者的領導核心作用,不是通過法令規章的製定和實施以貫徹黨的方針政策,不是通過思想教育以貫徹黨的主義,而僅僅是通過黨組書記、黨委書記甚至黨員個人的特殊地位來實現,那就不可避免地會在全國造成千千萬萬個宗派主義的獨立王國,造成分散主義的混亂!離開理論原則和方針政策,片面強調組織性乃至人的依附關係,是不能不走上只問親疏、不問是非的危險的宗派主義道路。

他在引用憲法第87條、89條關於公民有言論、出版自由和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規定後說,“在群眾鬥爭中,任何人只要被扣上’反黨’的’帽子’,他就被剝奪了言論的自由,甚至是答辯的自由,……當一個人的人格尊嚴得不到尊重的時候,還能談得到什麼人身自由呢?”

他說:“民無信不立,國家必須以嚴格遵守自己制定的法令以取信於全民”,對憲法“加以冷落,乃至侮慢”,是“國家事業莫大的不幸”,是“建國12年來最大的一筆浪費”!

在重提“民主”、“法治”、“尊嚴”的今天,反觀父親近半個世紀前的言論,不過是重申了常識,而在當時被認為是向黨“猖狂進攻”。 1963年1月,民建中央通過決議,開除了其創始人章乃器的會籍。同年3月,他的全國政協委員職務也被撤銷。一連串政治上、經濟上的打擊接踵而來,但父親不為所動,他致信周恩來說:“我絕不能昧殺良心,做一個盲從錯誤乃至助長領導錯誤的誤國佞人,也不能做一個’國家事,管他娘’的行屍走肉。”

三、我是個頂天立地的人



從“反右”時起,我開始關心時事,小學三年級時,已能較為順暢地讀報。對兒童來說,比同齡人早熟,或許是一大不幸,這是那個泛政治化年代留下的烙印。隨著我年齡的增長,父子間的交流也多了起來,許多話題都可以討論甚至爭論。我們的交鋒是從中蘇論戰開始的,他對批判修正主義持否定態度,認為不同社會制度的和平競賽及議會道路是正確的,說外交部變成了“外攻部”。我那時每天在學校接受“革命”教育,當他點評某件時事之際,我會嘗試引用老師或報刊的說教來抗辯,辯論中很快自行發現這些論據站不住。

他是一個通讀了馬恩列斯著作並有獨立見解的人,也向來不把背誦教條的“理論家”們放在眼裡。有次我看到國外的一份研究資料說“章乃器是中國最大的修正主義者”,他得知後頗有幾分得意。他雖恃才傲物,但自信真理在手,有一種“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底氣。

討論政治問題時,我總是擔心壁中有耳。按理說這不是一名學生考慮的問題,但自從讀了安娜.露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時代》後,我就小心翼翼地提醒父親:在家說話也要當心。他對我的話很反感,認為自己坦坦蕩盪,所有的觀點都可以公開。

父親的這類言論,也被陸續匯報上去。例如:“黨應該做導演,可是他們既當導演又當演員,又搞燈光,還當經理”,“這種赤膊上陣的辦法是愚蠢的”,“他們把國家機器放在一邊,事事由黨包辦”,“一個幾億人口的國家,不遵守法律,隨便用黨的名義破壞法律”,“反右鬥爭是違憲的,憲法上只有公民,沒有什麼內部和外部的區別”。他還指出:

把“六億神州盡舜堯”的詩句引用到政治上,我們的人民都是舜堯,就不要法律了,造成國家無法制,社會無信義,企業機關無管理的現象。

造成三年困難的根源有三,一是平均主義;二是供給制思想;三是只要黨、不要國家的“無國家主義”。

蔣介石的天下是馬上得之,馬上失之;共產黨是靠群眾運動得之,這幾年又以群眾運動治之。如果不是轉得早,恐怕要垮在這上面。

他在1962年致周恩來信中也說過:“’馬上得之,不能馬上守之’……在革命時期草莽英雄是值得尊敬的;建立國家之後,還能再草莽下去嗎?”這一年年底,他總結了從1957年到1962年的十六條經驗教訓,其中談到:

四年來的經驗證明,沒有黨外民主,就更加沒有黨內民主;沒有城市民主,就更加沒有農村民主。而沒有民主,自然就會發生浮誇風、瞎指揮風,以致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等等。

片面強調組織性,而把原則性削弱了,就可能變成宗派。以親疏定好惡,以好惡定賞罰、定是非,就是宗派主義,所以宗派主義只要組織性,不要原則性。

1963年父親曾預言:“一個統治階級浮誇到這種程度,沒有民主,不要批評,上下欺矇,不說真話。必然要發生嚴重問題。”這一年北戴河會議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第二年又發動了“四清運動”,階級鬥爭成了“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聖旨。他認為製造階級鬥爭是“無的放矢”,並再度警告說:“官僚主義、過火的鬥爭和唯成分論都是造成不滿的根源。……造成這種形勢之後,又利用它作為進行階級鬥爭的理論根據和事實根據。這樣搞下去,勢必造成階級鬥爭的循環發展。”

在他提出上述警示兩年之後,“文化大革命”終於爆發,將國家拖入一場長達十年的大災難,這場浩劫結束時,國民經濟再度到了崩潰的邊緣。父親在1971年3月10日寫過一封致周恩來的萬言長信,對“文革”提出全面批判,指出多年來對馬克思階級鬥爭學說的曲解,給國家民主法制建設和政治協商制度造成了破壞,導致了全社會的嚴重災難。其中談到:

我的感想是似乎有這麼一些人,他們認為,專政就是要將數以千萬計的被專政者宣佈為可以讓他們任意蹂躪、侮辱乃至屠殺的奴隸、賤民或墮民,或帝國主義眼下的有色人種,而且不許呻吟一聲,更不許喊冤叫屈。然後他們才算志滿意得地當上新老爺。為要保證他們可以為所欲為,還必須把被專政者隔離開來,免得他們的聲音外傳、上達。

1975年,毛澤東、周恩來指示摘掉父親的“右派”帽子,周恩來當時有三條指示:

  一、可摘掉右派帽子。
  二、願在國內或到國外可自由選擇。
  三、在國內生活予以安排。如堅持原觀點也可以,可作為反面教員。

童小鵬記錄周恩來關於摘掉章乃器右派帽子的三條指示



同年4月25日,父親的老朋友陳雲出面約他談話,代表中共中央向他宣布了“摘帽”的決定。就這樣,始終不承認自己是“右派”的父親,被摘掉了“右派”帽子。事後他對我母親說:“戴帽子是錯誤的,摘帽也是錯誤的。我是個頂天立地的人,從來就不承認那頂帽子。”

2004年9月7日,我訪問了這次談話的當事人之一張勁夫老人。他回憶當時場景說,談話是在人民大會堂南門的一個小房間裡進行的:“章先生聽了之後沒有講感謝的話,只講我過去講的意見沒有錯……我和陳雲兩個懂得他的意思,是你把我搞錯了,我不是右派,把我搞成右派,要改正他就滿意了。”他還不無歉意地對我說:“我們黨對不起章先生。”

四、遺愛與遺訓



父親的老友許漢三曾回憶說:“我和他交往幾十年,看到他辦事情,總是要實事求是,在參與會議或商量事情時,或贊成或反對,總是態度明朗不作模棱兩可之詞。遇到情況特殊,勢炎逼人,不能反對的時候,他寧肯沉默不語,也不作違心之論,以表苟同。”

他的個性清高孤傲,最反對唯唯諾諾,最看不起阿諛逢迎。他自稱:“我素來不接客,不送客,不拜客,不請客,不送禮。”國初政壇尚能用其所長容他做事,隨著個人崇拜的增長和逆淘汰體制的形成,這種個性的人不僅領袖不喜,同僚也無法見容,1957年政潮一起,被整倒是必然的。一個甲子後再看官場,潛規則也容不下這種人。

我幼年就知道了“七君子”的故事,但沒什麼特殊感覺。他周圍的人個個有名,對我而言,父親僅僅是父親。 1957年父親遭批判時,我尚年幼懵懂。從小就被教育要相信毛主席,毛主席要批他,那他一定是犯錯誤了。但父親堅持自己的見解,聲稱:“部長、人大代表可以不做,人總是要做的。”“現在的問題不是我來認錯,而是他們要糾偏。”他還自撰對聯一副: “實踐檢查真理,時間解決問題。”

今年父親節,我重讀三十九年前的“文革”家書,那是1971年8月25日,即“紅八月”之難五週年時,父親的一封五千字長信,我至今引為遺訓。

他在信中回顧平生憂患:辛亥革命時十五歲,從浙江麗水奔赴南京投身革命軍;為了國家的利益,兩次自毀家業;過了三十年的城市生活之後,主動走向抗日游擊山區……。

父親談到了誠信做人的原則:

老實是我一生的特點。我記得曾經告訴你,當我還是一個淳樸的山鄉孩子的時候,讀到當時小學教科書國文,內中寫了宋朝的司馬光和美國的華盛頓終身不妄語的故事,給了我永不能忘的印象。以後,我長期在銀行工作。在銀行工作要講究言而有信——講信用。這就使我得以保持老實的性格。我曾經因此吃了多次的虧,但我始終不悔,因為覺得所失小而所得大。能心安理得地過活就是很大的所得。 ……

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我是一個事無不可對人言的大公無私的人。

他一生曾經滄海,始終堅守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晚年身處逆境,“文革”橫遭暴力,全憑頑強的意志和堅強的體魄硬挺下來,活到八十高齡。曾文正公的“挺”字,是他經常對我講起的,且時時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氣節自許。

父親在信中還談論了自己的健身之道,並建議我用氣功療法,自療當時所患的胸膜炎,並說:“人決不可以嬌慣自己,更不可以嬌慣下一代。”每讀至此,我腦海中就會閃回某年冬天的一幕:那天風雪交加,本來準備回學校的我,畏縮著不想走。父親激勵說:“做人就要有一股衝風冒雪的勁頭!”堅決把我打發出門。多少年來,在人生道路上遭遇困難挫折的時候,我都會想起“衝風冒雪”的教誨。

他在信中還現身說法,談到當公僕須親力親為,歡迎批評,並強調無論對待親人還是群眾,都要懷有滿腔熱情:

不但對你,對別人也是如此;不但現在,過去也是如此。當部長的時候,群眾來信提出重要問題,也是親筆答复,而且也往往是下筆千言的。但你應該知道,一個七十多歲的人這樣對待你,並不是容易的。希望你好好地讀,不要再辜負我的一片好意。特別歡迎你能提出不同的意見,能駁倒我。這就證明你真正重視我的信了,我當然高興。歡迎別人批評我的言論,也是一向如此的。

父親一生親歷前清、北洋、國民政府和革命政權,在人為製造階級鬥爭的瘋狂年歲月中,他堅持反對那些“不符合實際的民族虛無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的言論”,認為“一個民族的偉大,一個民族的革命性,都是有悠久的傳統的,絕不可能一個早上從天上掉下來的。”

“朋友”式的父親確實影響了我的人生道路,在那個全民盲從的年代,社會言論無自由,家中父子有民主,他堅持獨立思考的種種言傳身教,有意無意間令我養成了“為什麼”式的逆向思維,並在日後的學術研究中受益。

辛亥革命百週年將至,前輩們的背影漸行漸遠,“文革再來”的召魂重現江湖,某個地方又發出“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的鼓譟,而且號稱“旗幟鮮明”。對我們這個偉大民族的“革命性”和“國民性”傳統,至今缺乏客觀、理性的反思;能否走出歷史週期律,通過民主道路走向共和,仍是一個巨大的問號。

屏蔽歷史,才是最大的歷史虛無主義;獨立思考,仍為今日中國之所必需。


        

2010年7月9日
風雨讀書樓

Source 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