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530 章立凡:哥哥的拼圖(《飄零一家》序)

從小就知道,有跟我不同父的姐姐、哥哥在台灣。母親透露這重大秘密時,我還在上幼兒園。此後很長時間內,我們一直緘口不提,因為那是個“階級鬥爭”之弦緊繃的年代,凡有親屬在台灣的人,頭頂上都懸掛著一個巨大的問號,如同髮絲上吊著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隨時有可能取你性命。

去年國光哥(亮軒)的《壞孩子》(本書台灣版原名)一書問世之前,我有幸先睹書稿。讀後方知,當年海峽對岸也同樣緊張:母親離開台灣後掛念兩個孩子,曾托好友楊惠敏女士(即淞滬抗戰時向四行倉庫八百壯士獻旗的女童軍)帶姐姐、哥哥去照張相寄她,竟未能如願,當時在台灣辦這點私人小事,也是有可能被加個“通匪”罪名的。

不久《壞孩子》在台北出版,侄兒馬世芳帶了一本來,於是我成了大陸第一位讀者。如今此書將在大陸出版,或許是因我兼具歷史學者和親人的雙重身份,出版人命我作序,正好藉國光哥這壇老酒,一澆胸中的塊壘。

1949年那場歷史巨變造成的家國分裂局面,給中國眾多的家庭帶來了永久傷痛。一個甲子之後,儘管海峽兩岸不再戰雲密布,失散的親人多已互通音問或相聚,但一旦舔吮歷史的創口,仍不免五味雜陳,心中還在滴血。近年台灣有《大江大海》、《巨流河》等溯往思憶之作問世,大陸也出版了一部全景式報告文學作品《南渡北歸》,讀書界吹起了陣陣懷舊之風。國光哥這本書,寫的是自己的個人成長史,背景則是兩家兩代人的家史。

今年初,國光哥、曉清嫂及世芳侄來北京,為百歲的母親祝壽。六十三年前(1948年),媽媽把他和渝光姐帶到台灣,在那里和他們的生父馬廷英博士分手,自己前往香港。 1949年,她在我父親的敦促下,放棄了去美國的計劃回到大陸。第二年,我在北京醫院呱呱落地。母親當年先後兩段“南渡”“北歸”的私人行旅,無意中決定了下一代的命運。托爾斯泰說:“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造化弄人,馬家和章家,一南渡,一北歸,兩家的孩子各有各的痛感,但同時承受兩種痛的,是母親。

由於兩岸多年暌隔,除了地質學專業人士之外,大陸讀者或許知道李四光先生,而不知道中國還有馬廷英博士這樣一位蜚聲國際的地質學家。馬博士是用古生物的方法發現珊瑚的季節變化和古赤道存在的第一人,他證明了各地質時代的赤道是移動的,因而詳細說明了各地質時代的大陸位置與它們漂移的踪跡,直接證明了魏格納的“大陸漂移學說”。他創立的“地殼剛體滑動學說”,比西方學者的“板塊學說”早了十五年。他提出的“石油成因論”認為:地殼在滑動時造成大量生物死亡,因而生成石油與油氣。馬博士的理論在其生前不大被人理解,近年國際地質學界才認識到“馬博士是站在時代前面的人”。

馬博士的研究也涉及我國兩片重要海疆的主權:首先,抗戰期間他在東沙群島科考時發現,海床上若干珊瑚長在一些海底的瓷器上,通過計算珊瑚的成長周期,證實那片海域在明代就是中國的領土。馬先生逝世後,蔣經國頒發的褒揚狀還特別提到這一點。其次,在美國把琉球群島、釣魚島“交給”日本之前,他已推測到釣魚島海域有石油蘊藏,並通過一位“立委”將意見轉達給“總統府秘書長”張群先生。但張先生未重視本國學者的研究,認為:“要是那裡有油,日本人早就發現了,還等我們?” 後來中日發生釣魚島主權爭議,馬博士成了台灣最年長的“保釣人士”。

從以往的宣傳所得到的印像中,抗戰勝利後派往各地的“接收大員”無不貪污腐敗,而馬博士卻是一位清廉自守的接收大員。他在抗戰勝利後與陳建功、蘇步青、蔡邦華、陸志鴻、羅宗洛五位教授到台灣,會同杜聰明、林茂生接收台北帝國大學,改組為國立台灣大學,出任理學院地質學系主任兼海洋研究所所長。書中展示的馬先生的朋友圈,多是南渡或北歸的著名學術精英。南渡者帶走了文化薪火,得以免遭未來的浩劫;而馬先生與其他人不同,他留在台灣純係職務原因,不存在政治選擇。

作為純粹的科學家,馬博士愛國而不問政治;也正因為他不是政客型學者,在傅斯年校長逝世後逐漸被排擠,變成退休教授,晚年窮困潦倒。這位國寶級科學家被遺忘多年後,因癌症住進他早年接收的台大醫院三等病房;旋因媒體的爆料,被轉到一等病房,謝東閔、蔣經國、嚴家淦、孫運璇等政要接踵探視。身後備極哀榮,張學良在台灣的首次公開露面,也是在馬先生的葬禮上。兩岸中國人 “國民性”相同,除了內鬥不外行,雨後送傘的禮數,也歷來周全到位。

作為大科學家的家人,其實未必都幸福。這點從母親與馬博士的失敗婚姻和國光哥的自述中,都已經證實了。除了父母的傳奇故事,這本以《壞孩子》命名的自傳,展示了一個叛逆男孩的成長經歷:出生前父母失和,險遭墮胎;出生後被寄養,被劫走,當過“小和尚”;到台灣後失去媽媽呵護,飽受家庭暴力;他是一個在家博覽群書、在校逃學遊蕩的“問題少年”。馬家父子兩代人從基因上就叛逆,老爸為逃婚去了日本留學,兒子因姑姑的小動作遭父親誤解,也離家出走。不過這兩段出走的結果都還不錯,父親成了地質學家,兒子成了作家。

國光哥從小是個講故事的高手,這本書沒有走宏大敘事的路子,但那個巨變年代從大陸到台灣的社會眾生相,都被勾勒得躍然紙上。他成長過程中遭遇過的種種人物:慈愛呵護的學界長輩,耳鬢廝磨的兒時玩伴,義字當先的江湖兄弟,激情殺人的書店老闆大多是隨國民黨播遷到台灣的“外省人”。其中有段文字尤令我感慨,凸顯出當今海峽對岸的中國人,在身份識別上的無奈:

當時台灣光復未久,台灣有許多人不清楚自己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老師常常以我作例子問大家:
“馬國光是哪國人?”
“中國人!”同學齊聲回答。
“我們大家都是哪國人?”
“中國人!”大家的聲音更大了。
老師聽了很高興,要大家一起說:
“我們大家都是中國人!”

現在已經事隔六十多年,我卻再也無法當做“中國人”的樣板了,要是問我是哪國人,就會一時千頭萬緒,欲語還休。

無論選擇南渡還是北歸,大家都是中國人。但我從小就被教育說:“台灣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等著我們去解放。讀了這本書又得知,海峽對岸的台胞們,受的也是同樣的教育,國光哥描述道:“我們在過去居然深信,這個世界裡,除了毛澤東、周恩來、斯大林等幾個人之外,絕對無人不反共,他們統治的人民,無一不是受到了迫害,否則便是受到了欺瞞,沒有例外。”相互妖魔化的幾十年間,兩岸的文宣模式仍是“以俄為師”那一套。

母親曾表達過這樣一種願望:『我這兩個兒子都善寫文章,將來可以寫出我一生的故事。國光寫前半生,立凡寫後半生。』國光哥這本書裡,母親前半生的經歷還存在不少空白:例如她在抗戰爆發後歸國,沒有立即與馬博士結婚,而是去留日學生訓練班受訓,又去了武漢中央訓練團當教官。武漢失守後,穿越江西戰場到重慶,才嫁給了馬博士。後來夫婦分居,她曾先後在重慶民眾教育館和南通學院任教。這些都是她在“文革”的“交代材料”中提到的。

這些千里迢迢回國參加抗戰的留學生,當時並不是馬上被信任。因馬博士是留日多年的學者,曾被懷疑是漢奸,家鄉甚至誤傳他“已經讓蔣委員長親手槍斃了”!母親也曾談及,她和同學們結伴投奔留日學生訓練班,一路上被人跟踪,後來又遭盤問,理由是“這女人太漂亮了,像是日本間諜”!後來訓練班中有一批同學去了延安,她沒有去。多年後回首這段往事,我對她說:你的選擇很正確。首先,你很容易被大領導看上,那就不會有我了。其次,“搶救運動”這一關,恐怕你會倒霉,當年康生就說某女“長得那麼漂亮,不當特務,誰當特務”!第三,即便過了這關,後面運動還多著呢

抗戰是母親人生的第一個拐點,另一拐點是國共內戰行將結束的1949年,捨棄香港產業到達東北解放區的父親,給在香港的母親寫信說:解放區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將來建立的新中國人人平等,社會富裕,秩序良好,人民安居樂業。你快回來吧。母親信了他的話回到大陸,歷經種種劫難。 “文革”中談起這段往事,她埋怨地對父親說:你那時一再寫信叫我回來,回來了又怎樣呢?父親嘆一口氣說:我那時相信他們 ……

作為歷史巨變中北歸者的孑遺,百歲的母親如今孤獨地坐在輪椅上,同齡的親友都已不在,她很少敘及往事。我多次勸她下樓,到馬路對面的公園散散心,享受一下綠地和空氣;她口頭答應,卻從不實行。我猜想,正如不願重提往事一樣,她也不願人們看到自己的老態。她的青春、美麗、愛恨情仇、悲歡離合如今久已塵封,難於重新開啟。

1960s 中學時期的章立凡 及其母 孫彩萍

歷史是一張大拼圖,個人史、家族史是其中的組成部分,同樣需要搶救。進入互聯網時代之後,網絡寫作拓展了歷史拼圖的疆域,很多人都在博客等“自媒體”上講述自己的歷史。歷史書寫不再是學者的專業,也不再是官方的專利,變得日益大眾化。要想選擇性地屏蔽和遺忘歷史,今後是越來越難了。

海峽兩岸歷史變遷的個人拼圖,龍應台推出了一塊,齊邦媛推出了第二塊,現在輪到馬國光 …… 後面或許還有你有我,有我們大家兩岸三地的中國人、全世界的華人,都有故事要說。

2011年05月30日
北京 風雨讀書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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