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2 南方人物週刊記者 楊政文:章立凡談中國歷史能否走出死循環

風暴下的心靈早熟

1977年5月13日,北京醫院地下室,備受折磨的中國民主建國會創始人章乃器辭世。
  
或許是父子間的心靈感應,“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而身陷囹圄的章立凡,夢見父親“熟睡在床上一動不動”,“我擔心他已停止了呼吸。他枕下有3張白紙,我抽出了其中的一張,上面竟一個字也沒有”。後來,母親到監獄探視章立凡,印證了這一噩耗。
  
章乃器,1957年與章伯鈞、儲安平和羅隆基並列為中國“四大右派”,毛澤東甚至把他與章伯鈞、羅隆基“欽定”為右派的3個“老祖宗”。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這是為什麼? 》的社論。就在社論發表前10天,《新聞日報》刊登了《關於“特殊材料製成的”——和章乃器先生商榷》一文,署名小雅,對章乃器進行了批判,不過,那時還稱章乃器先生。 10天后,站隊-樹敵-“打落水狗”,一切都來得那麼突然。
  
此時的“右派兒子”章立凡年僅7歲,但也需要站隊。組織上找他母親表態,“當時我父母已經分居,組織找她表態,她不得不表。我那時候也被要求表態。”
  
母親事先教給他幾句話,讓他在會上說。上台後,他講了那幾句,大意是:右派分子章乃器雖然是我的父親,但我還是要反對他,和他劃清界限。台下掌聲雷鳴。下台後,有人和他熱烈握手——這人叫吳大琨。
  
1930年代,吳大琨曾做過章乃器的秘書。 “當時吳是一個青年,我後來在上海檔案館查到他給我父親的信,內容是表示仰慕之情,希望能夠在我父親的提攜和指導下,為抗日救國做點貢獻,我父親就把他留在身邊。”“七君子事件”發生時,章乃器被捕,吳大琨是在場的見證人。
  
後來,吳大琨成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 1957年“反右”和1960年代章乃器對大躍進提出批評的時候,他都是作為“正面”的一方來批判和反駁章乃器的,“但晚年時,他又提出來應該給章乃器平反。”對於吳的無情轉向與人性回歸,章立凡無限感慨。
  
1957年,章乃器流露出對工商業改造後效率反不如前的憂慮,擔心“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危險的敵人”。吳大坤批評說,章乃器實質上就是反對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只看到資本主義好的一面,沒有看到資本主義壞的一面,資本主義是官僚主義的老巢。
  
民建和工商聯聯合召開的座談會對章乃器進行了批判。當時的章乃器在這兩個地方都還是副主委。座談會上,很多人都是章乃器的老朋友,包括章的前妻鬍子嬰都去了。 “他們都發了言,在那個大背景下,你必須批判。”
  
“反右”時,鬍子嬰發表過兩篇文章揭發章乃器。章立凡曾在父親的個人檔案中,查到不少父親和鬍子嬰早年戀愛時纏綿悱惻的情書,“多年的政治變遷,最終留下的惟有傷害。”
  
實際上,和其他小朋友一樣,衝擊來臨之前的章立凡,年幼時也特別崇拜工農兵。凡是在畫上、在媒體上可以看到的東西——從大鬍子馬恩老爺爺,到小鬍子列寧、斯大林同志,他都覺得很有親切感。但革命與鬥爭,親人、朋友、同事反目、彼此揭發,給幼小的他留下難以磨滅的傷痛和記憶。

1960s 中學時期的章立凡 及其母孫彩萍


  
由於過早體驗到政治對家庭的衝擊,章立凡對自己包裹得很嚴。他從小接觸了大量社會名流,但從不對同學提起家中的事情。 “反右這件事導致了兩個後果:一是在政治上早熟,我很早就知道保護自己;一是開始對時事有興趣,那時候我識字不多,卻已很主動地找報紙看。我覺得這些不是正常社會形態下兒童應有的習慣,但那時我就已經有了。”

學會逆向思維

看到父親的老朋友一下都變成他的敵人,章立凡開始對他們感興趣。他家裡有1949年第一屆政協的紀念冊,還有一些人物畫冊,他就纏著父親一個一個問:這個人是誰,他是怎麼回事?跟你什麼關係?章乃器會說出一段往事,或者他對此人的印象和評價。
  
上小學時,他發現父親說的東西跟老師不一樣,幾句話就否定了老師教的那些。 “父親對我最大的影響,就是他教給我逆向思維。就是人家都說怎樣怎樣時,你一定要問為什麼。”
  
有一次,章立凡發現次臥室中有個隱秘的小壁櫥,裡面是一些1949年以前出版的書。其中有一本很厚的“反動”書籍,記述中國近代史,關於紅軍長征一節的標題是“萬里流竄到陝北”。受了這麼多年的正面教育,忽然發現同一史實竟會有完全不同的詮釋,令他十分震驚。從此以後,讀禁書成為他的一大愛好。
  
他對歷史人物掌故的興趣,則來自父親收藏的一套內部版《文史資料選輯》,“有幾十本吧,寫的都是各種歷史人物,可以從中分析出這個人跟那個人關係怎麼樣,有什麼恩恩怨怨。”
  
“文革”結束後,章立凡沒有像其他人那樣通過高考讀大學。他以參加招考研究人員的方式,考進了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和他一起考的一位是“文革”前的大學生,“我是中學生,考試中有歷史的考卷還有英文的翻譯,我記得翻譯的是’馬歇爾訪華’中的一段。我都翻下來了,但那位同志就說他外文全忘了,沒法翻。”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雷頤當年與章立凡是同事,那時兩人都單身,沒有住房,住在社科院辦公室,經常暢談到深夜。雷頤說: “他特別聰明,也有見識。他沒正式上過科班大學,但各種知識很豐富,甚至很專業。他很早就跟我談易經,那時國學還沒有這麼熱。”
  
“文革”中坐過監獄,對他的人生歷練起到了重要作用。雷頤評價這位老同事時也認為:“他對歷史的解讀一語中的,既有原則,又有對歷史的理解和同情。他是清華附中的學生,紅衛兵把墨汁刷到他的床上,還逼著他從狗洞裡爬出去,這種經歷是我們現在這代人沒有的。他不是一個關在書齋裡的學者。”
  
  

微博名人

微博興起後,章立凡成了微博名人,戲稱自己的身份是“五毛公敵,說破皇帝新衣者”,相信“英特納雄耐爾尚未實現,Internet已經實現”。儘管在微博上嬉笑怒罵,但他認為自己並非社會活動的活躍分子,“我很少參加什麼簽名,發起什麼活動之類的。”
  
“多年前有人提出補發右派工資的呼籲,我那時候覺得,這只是個經濟要求,這種簽名我就不參加了。到2007年,我參與了簽名,因為我覺得它不僅是經濟要求,還涉及到對反右運動、對建國以來歷史的評價,我覺得應該簽名。”
  
“章立凡非常淡泊,不主動參與一些事,有超然於世外的境界,是與功利主義保持距離、超然於權貴和為權貴服務的知識分子,頗有道家的隱者和佛家的居士風範。 ”對於章立凡的低調, 孫大午案辯護律師、京鼎律師事務所主任張星水也深有感觸。

如何尋找共識

人物週刊(記者):2010年年底,你發表了《辛亥百年:還在走向共和》,今年元旦又發表了《歷史動車將追尾,能否走出死循環? 》,說我們走了一圈,“動車”要追尾了。
  

章立凡:20世紀中國錯過了兩個機會,一個是君主立憲,一個是聯邦制。比如說,30年來中國走出了蘇式的計劃經濟,但一直沒走出斯大林主義。
  
我為何提出“追尾”這個說法?中國的“動車”100年間一直在封閉的軌道上循環,我們歷經了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現在張木生先生又在重提新民主主義革命。實際上現在面臨的問題,仍然是100年前的老問題。
  

人物週刊:現在很多人都在談論中國社會可能面臨的輪迴,你相信這個說法麼?
  
章立凡:我不希望現在有革命。以往中國歷史上革命都是暴力革命,沒有什麼顏色革命,沒有天鵝絨之類的溫馨革命。中國革命歷來是以暴易暴,決不可輕易嘗試。
  
人物週刊:從現實和網絡上看,暴力情緒十分明顯,人與人之間、群眾和政府,甚至部門和官員之間的不和諧乃至對立情緒有迅速擴大的趨勢,理性的聲音越來越微弱。

章立凡:這就是現在中國的社會情緒。從網絡到民間社會,從虛擬世界到現實世界,看到的都是暴力現象,無論是網絡語言的暴力還是群體事件的暴力。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是天然的群體,暴力傾向隨處可見;自由主義是天然的個體,理性聲音相對不足。
  
人物週刊:社會需要達成妥協,形成共識,有沒有現實的路徑?
  
章立凡:歷史上的君主立憲制度就是一種妥協共存的產物,統治者放棄部分既得利益,而謀求可持續的長遠利益。我主張中國人通過改良達成社會妥協,重訂社會契約,確立憲政制度並走向公民社會。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全體中國人公平分享經濟改革與社會進步的成果。
  
人物週刊:可是中國人缺乏社會契約意識,比如房價跌了就去砸開發商,缺乏現代社會根本的人文精神。
 
章立凡:我們是一個農業民族,沒有西方那種商業文明,也沒有形成相應的民商法體系。中國人歷來不重視契約的作用,尤其是社會契約。從《臨時約法》到《共同綱領》,中國一百年來訂過幾次契約,都廢棄了,改革開放也算是一個不成文的契約。現在是各奔各的路,各自維護自己的利益,強勢的一方剝奪弱勢的一方,社會已經被撕裂。
  
人物週刊:商業文明,這個詞很重要。西方的商業文明催生了市民社會、公民階層和公民意識,中國呢?
  
章立凡:安全的社會是中間大兩頭尖的橄欖型社會,當今社會是一個兩頭大的社會:一頭人數多,一頭權勢大,社會處於撕裂狀態。現在社會情緒普遍焦慮浮躁,一旦有突發事件,一個火星引發連鎖反應,有可能出現一場以暴易暴的社會災難。我常批評民營企業家沒有自我意識,不爭取自己的權利,也不承擔自己的社會責任。中產階級也沒有自主自為的意識。
  
我們常說: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有什麼樣的政府就有什麼樣的人民。有什麼樣的政府就有什麼樣的教育制度,鑄造什麼樣的臣民,按這種循環模式克隆下去是沒有希望的。中國的教育不是為培養公民設計的,這套教育制度只生產標準件,不培育獨立思考的人。無論官員還是人民,這條生產線的產品,其素質都存在問題,只有通過自我教育加以完善。
  
人物週刊:現在的體制很難塑造出真正的公民,而沒有公民社會,社會轉型又會成為泡影,這是一個悖論。
  
章立凡:我們畢竟是在推動社會進步,主張避免革命,是擔心歷史走入循環,再來一場浩劫,再循環一百年,那樣真的很悲催。我不認為人民一定要變成公民才能完成社會變革,但起碼要具備理性的素質,要讓啟蒙和公民社會的發育更充分些。改革開放最大的思想貢獻,是國人權利意識的覺醒。上世紀末我曾預言:經濟全球化和互聯網,必將改變中國。中國未來的社會轉型和公民社會的實現,是可以預期的。
  
  

歷史學家的警示

人物週刊:你對未來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有什麼希望?
  
章立凡:我願意再看5年。其實最大的敵人是自己,抵制政治體制改革,根本上是與自己為敵。一些老幹部呼籲“救黨”,一些“紅二代”領導人出於血統和感情的原因,也希望把握住最後的時機,來推動改革走出危機。目前從統計學上已看到大量的社會危機警示,各地都有典型事件不斷出現。今後5年的發展,基本上就可以決定未來的走向。
  
一個執政黨,如果多數黨員只為自己謀利,不為黨的前途著想,就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這種體制就很難自我修復。黨派利益與全民公共利益之間,到底有沒有界限?要改革就必須解決這個問題。有人主張考慮清楚哪些是執政黨的底線。底線其實就是永遠執政,但改革與革命的區別在於,後者必定打破底線。
  

人物週刊:能否評價一下維權與維穩的關係?
  
章立凡:我已經說過:不為人民維權,政權難以維穩。一邊侵害人民利益製造不穩定,一邊利用維穩謀取更大利益,是最缺德的經濟;以主人為假想敵,用納稅人的錢監控納稅人,是最愚蠢的政治。
  

人物週刊:最近韓寒發表關於“革命”、“民主”、“自由”3篇文章,引起很大關注,你有何評價?
  
章立凡:我一直很喜歡讀這位年輕人的文字,儘管“韓三篇”觀點不成熟,帶有某些精英化的文學調侃,但其貢獻在於激活了這幾個社會話題,對個人也是一種突破,不必從學術角度來解讀。
  
關於改良與革命的關係,我在2004年發表了《“改良”與“革命”賽跑》、《革命的社會成本》,2008年發表《歷史留給改革的時間不多了》。我把第一篇作為對韓寒的回應重新發表。重提“改良與革命賽跑”的舊話——“社會矛盾深重之時,應當及早改良;社會危機到了最後關頭,必然發生革命。”
 
 

人物週刊:對於民主憲政的可能性,能否做一個展望?
  
章立凡:當年,我說早了;今年,我說晚了。最近曾就上述話題,與袁偉時先生進行了一場對話。我提出3個命題請教袁老師:一.改良是論文聯盟wWw.LWlm.coM革命的結構,革命是改良的清盤;二.自由是民主的終極追求,民主是自由的遊戲規則;三.文化是體制的基因,體制是文化的環境。
  
這場討論取得的共識是:互聯網時代改變了傳統意義上的信息傳播模式,科學技術的進步令啟蒙的手段更加便捷。光榮革命前的英國人、大革命前的法國人、獨立戰爭前的美國人,都沒有見識過全球化和互聯網,當前中國人的平均素質,肯定高於他們。那種認為中國人素質低不宜享受民主的說法已經過時。時代變了,潮流變了,現在是領導明顯落後於群眾,教育官員比教育人民更重要。
  
有位西方學者說:“歷史學家是向後看的預言家。”對當代中國的重大社會問題,或許歷史學者與就事論事的經濟學者不同,至少會提前三至五年發出警示,再靜候時間的驗證。

(本文作者 楊政文 實習記者丁羽對本文亦有貢獻)

原載:南方人物週刊 Source 來源

(論見編者按:網傳章翼軍先生的文章《回憶先父章乃器》中記載章乃器病逝於1977年5月13日,而非此 Source 來源 中所說的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