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401 南方人物週刊 章詒和:這個世界不值得留戀

我現在寫作,常常是淚流不止;將來若寫自己,則很可能哭死過去。所以,至今沒有勇氣說:章詒和會講自己的故事。死是生的一部分,寫完就去死,死很幸福!我好到天堂見父母,這個世界不值得留戀 1970年,章詒和以“現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判20年。

“監獄裡蹲了10年,從28歲到38歲。出獄後噩夢十載。白天奔波勞碌,夜晚被人追逐殘害。夢中驚魂不定,醒後大汗淋漓,再多的安眠藥也是無效。 ”

歲月的刀劍從她年輕而充沛的身體穿過,留下了看不見的洞缺。她的私人記憶如同一個巨大的黑洞,洶湧的已經不再鮮活,而猙獰的依舊觸目驚心。

她的眾多作品中,最富盛名的當屬《往事並不如煙》、《伶人往事》,這些沉痛之作,記錄了一個時代的人,也記錄了他們的光鮮與屈辱、閃耀與消亡。

什麼叫“文字”,讀一讀章詒和就知道了。作家畢飛宇說。

“《往事並不如煙》我讀過不下3遍,起碼買過10本,推薦給不同的人看。”畢飛宇從未見過章詒和,他說,“我能夠肯定的只有一點,《往事並不如煙》的作者是一個充滿魅力的書寫者,才華橫溢、功力深厚、目光深沉,這樣的人不可能被一種叫’小說’的東西難倒。”

他認為,“她的老底子很硬掙,我們這一代的作家比不了的。其實我更願意用一句老話來談論這個問題,’腹有詩書氣自華’,章詒和的文字就是那種’氣自華’的文字,靠抖機靈一輩子也學不來的。”

賀衛方也讚譽章詒和的作品,“在漢語世界裡樹立了一種獨特的文學風格。”

有人說她筆下有怨氣。曾有署名“田繼賢”的文章如此說:章詒和女士似乎僅僅只是沉浸在自己對歷史的怨憤之中,卻不願意以更博大的胸懷,理解歷史。

而她的行文鋒利,往往帶著一股“癡氣”,像是習武之人的“大力金剛”。

她撰文直指當年黃苗子告密,馮亦代臥底,又炮轟梅葆玖“大師”之名,引起軒然大波。

翻譯家藍英年說:“文革期間她被投入監獄……我沒有過她那樣的經歷,但對她的經歷我完全可以理解,因為我有’反右’挨批判和’文革’蹲牛棚的經歷。我的經歷乘上幾倍便是她的經歷。”

痛是她自己的,別人即使理解,也未必能感同身受。

她開列了10個女囚名單,打算以她們為原型,寫10個故事,也就是10個中篇小說。至今她們可能活著,也可能自殺或老死。所以,“我只能寫成小說。”

“《楊氏女》寫通姦殺人,再下一本書叫《鄒氏女》,再下一本書叫《吳氏女》,都是通姦殺人,我最後會講一個中國關於性問題,我會很好地講,因為我一直在落淚,我在監獄裡面和她們生活了10年。我覺得中國的性是一個極大的問題。”

她說,自己從不考慮書是否查禁、是否暢銷。把4本小說寫完之後,會重返民國,首先是寫民國的伶人,會寫戲班、男旦,之後重返散文。

對她而言,寫作已經是最大的慾望。除此之外,人活著的最大的樂趣就是,“有事可做,有飯可吃,還有幾個朋友。事,有意義又有興趣的事。飯,是好吃的家常飯。友,是過心的朋友。”關於生死,她說得乾脆利落,輕描淡寫:“死亡是生命的最後形式,等我把所有該寫的都寫完,我會自覺尋死。沒有墓誌銘。”



名門之後



章詒和說,影響她一生最大的是她的父親章伯鈞。

章伯鈞早年就讀於柏林大學哲學系,對於德文版的《資本論》頗有心得。 1923年在德國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回國後參與北伐、南昌起義,1927年底,脫離中國共產黨。 1941年參與組織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後改稱中國民主同盟)。

1942年,章詒和生於重慶。

1947年,民盟被迫解散,章伯鈞同沈鈞儒等人轉移至香港,召開民盟一屆三中全會,恢復民盟總部和與中共的合作,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改組為中國農工民主黨,章伯鈞任主席。 1957年反右之時,他被劃為中國第一號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至今尚未平反。

5歲的章詒和隨父親旅居香港,就讀於培正小學。當時戰局尚未明朗,而香港相對平穩的環境,足使年幼的她免受戰亂之苦。

章伯鈞交遊甚廣,往來皆是名望之士。章詒和自小便得耳濡目染,雖不明就裡,但也印象深刻。

“1948年在香港,馬來的燕窩大王曾送給父親兩大口袋燕窩。回國後我爸忙,我媽也忙,誰都顧不上吃,一直擱在堆放雜物的房間裡。”幾十年後章詒和在《最後的貴族》裡如是寫道。

1948年,國民黨漸落下風。章伯鈞響應中共“五一”號召,從香港到東北解放區,參與籌備新政協。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章伯鈞出席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舉家遷至北京,住在東吉祥胡同10號–在這裡,章詒和從少不經事,直至捲入大時代洪流,見證了整整一代知識分子的命運與沈浮。

章伯鈞算是建國功臣,回國後受到重任,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政務委員、交通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農工民主黨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光明日報》社社長。

一家人住在大四合院中,中央配給別克小汽車、警衛、保姆、廚師。進門是闊大的庭院,迎面是楹聯、花壇、魚缸及樹木。八盆臘梅在正房前廊一字排開,枝幹遒桀、縱橫有致,足以入畫--送花者是梅蘭芳。

由於章伯鈞民主黨派人士的身份,“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也得以保留:早餐必定是牛奶麵包黃油,西餐亦是家常便飯,下午一道西式紅茶配甜點。

章伯鈞夫婦為人慷慨大度,酷愛文雅之事。章伯鈞生平大量收集字畫古玩,閒時或翻閱古籍,或看原版黑格爾。到1966年,他所藏字畫達七千件,古籍20萬卷,另有非常豐富的近代史資料和外文書。足夠開個陳列館了。

除了詩書文墨,章伯鈞還愛花。幾十年後,章詒和在文章裡寫:“父親喜花草樹木,庭院裡養的花木數也數不清,說四季有花香,是一點不為過的。在北方,植物的越冬是個大問題。為此,父親在西跨院修了個花房,把嬌嫩的花木集中到這裡。”

章伯鈞夫人李健生寫得一手漂亮書法,周恩來有所耳聞,曾點名她參與人民英雄紀念碑的題字設計。章伯鈞時常在家開會待客,史良、沈鈞儒、儲安平、羅隆基、胡愈之、週新民、吳晗、閔剛侯、許廣平以及柳亞子、齊白石、梅蘭芳、馬連良等人均是座上客。

章伯鈞夫婦並非奢侈之人,但注重待客之道。每次招待貴客,用餐配以清代官窯瓷器,茶點精細,而章詒和照例是不能上席的。她只能躲在玻璃隔扇後面偷看偷聽。在這個屏障背後,她看到了史良的風情之美,儲安平俊秀的側面,羅隆基的風度翩翩,這些知識分子或優雅高貴,或狷介風流,穿透玻璃隔扇的縫隙,投射在她的心牆之上。

當時章伯鈞夫婦的收入不低,但為人大方,時常接濟朋友親戚,而自身所用節儉,生平最大花銷,無非兩樣:收藏字畫古玩,以及招待朋友同僚。

一次待客之後,隔日史良派人送來兩打簇新毛巾--她在章家做客時,看見衛生間裡的毛巾已經形如帶魚,遂送來新的,敦促更換--“一條毛巾頂多只能用兩週,不能用到發硬”。

北大教授孔慶東曾對章詒和所憶敘的生活方式大加抨擊:“……我們家毛巾是工廠發的,是社會主義給的福利品,一年發兩條毛巾,我爸發兩條,我媽發兩條。而他說毛巾要天天換,不然過的不是人的生活,床單是每天一換,洗的很白。書裡邊讚美很多東西,都是不自覺流露出來,在我看來都是有問題的。”

山雨襲來



1957年,反右開始。

這一年章詒和15歲,在北師大附屬女中念初三。讀過不少詩書,見過不少名士,對於人情冷暖、時局善惡也開始略有感觸。

章伯鈞自建國後一直擔任《光明日報》社社長。起初滿胸抱負,冀望將《光明日報》辦成民主黨派監督性質的報紙,後因政局所致,無法大施拳腳,日漸疏懶下來。

整風運動和“鳴放”開始後,章伯鈞一潭死水又被吹起,拉來九三學社的儲安平,齊力對《光明日報》進行整版改革,發表了一系列轟動效應的社論,甚至與《人民日報》唱對台戲。此時時局已悄然轉變,由整風變為反右,儲安平迎面撞槍,發表了一篇重磅文章《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此文一出,舉國嘩然。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刊出了《這是為什麼? 》社論,毛澤東發出了反擊右派進攻的號令。章伯鈞、儲安平、羅隆基應聲落馬,成為當時的頭號大右派。

章伯鈞夫婦被撤職,行政降級,保留了四合院、小轎車、司機、警衛、廚師、勤雜、秘書,一家人生活尚無憂慮。

但人情冷暖已盡然顯現。樹倒猢猻散,昔日高朋滿座,此時早已避而不見。

章伯鈞無事可做,內心苦悶,終於一天突發奇想,立意要章詒和學習文墨書畫。正是這一決定,使得章詒和結識了真正的前朝遺貴,張伯駒夫婦。章詒和師從張伯駒夫人潘素,學習國畫。章家與張家至此結為淡如水而又濃於血的君子之交。

張伯駒閒雲野鶴式的名士做派,潘素面慈心善的待人接物,成為章詒和一生最美好的回憶之一。

而不久之後,康有為之女康同璧,不避時局,主動結識章伯鈞,也使得康章兩家結成長達數十年的善緣。

章詒和原本立志於考入北大歷史系,由於出身問題,只能考中國戲曲研究院戲曲文學系,因為在日記中寫“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遭人發現,得罪了江青,1963年分配到四川省川劇團藝術室工作。

文革開始後,昔日的右派遭到批鬥、抄家。章伯鈞一家被抄得只剩下腳底的地板和頭頂上的天花板。之後,紅衛兵仍頻繁上門。

“……我家經過無數次的抄家,只剩下板床,木凳,棉被之類……看見我們的手腕上還有表。於是,把表’洗’了。其中包括父親送給母親的’摩凡陀’、送給姐姐的’勞力士’以及他自己戴的’歐米茄’。他們走後,母親發現晚飯後放在桌上的一塊冰糖,也被紅衛兵’洗’了……”

為了保護女兒,章伯鈞夫婦決定委託康同璧收留章詒和。康同璧及女兒羅儀鳳欣然應允。

在康家,章詒和見識到真正的貴族生活和貴族品格,以及在大時代之下,這一群人的抵抗、堅守和掙扎。

這些記憶在章詒和的心中一生不滅。

被批鬥的知識分子慘死屢見不鮮,自殺也已經司空見慣。張伯駒夫婦也遭到批鬥,儲安平留下遺書,下落不明。而在康同璧的堅持和安排之下,章伯鈞在康家與被批鬥至重傷的摯友章乃器見了人生中最後一面。



鋃鐺入獄



1968年,開始抓“現行反革命”。章詒和被勒令回到成都原單位。她知道前路危機重重。回到成都,遭到批鬥和審判。 1969年5月,父親去世,章詒和未能見上父親最後一面。 8月,康同璧去世,章詒和也未能見上一面。

1970年,章詒和被判“現行反革命”。在獄中,章詒和學會了罵人、打架、偷東西。因為要生存。 “打架罵人,是犯人之間流通的公共語言。我能像原始人那樣用拳頭撕扯扭打;像老潑婦那樣當眾罵街。偷,專偷吃的,是因為餓。餓是什麼?是一種關乎生命的本質性痛苦。說句不好聽的,除了廁所裡撈出來的,不吃,我什麼都吃。”

她看到無數年輕女囚的旺盛求生欲,善良懵懂的本性,同性群體裡滋生的爭鬥、互陷、愛慾和憎恨,以及在厚重高牆之下綿延不斷的絕望。

她曾經接受管教幹事派下的任務,和其他幾個罪犯一起監聽記錄一名女囚的反革命言論,以此立功減刑。任務完成後,女犯被判槍決。但她不原諒自己,自判有罪,感覺自己正在變成最醜惡的人。

1979年5月,在監獄外等候了十載、剛結婚半年的男人突發胰腺炎去世,就死在章詒和懷裡。同年秋天,章詒和平反出獄。她已經不太會與人交流。回到北京,母親設席慶賀,親朋好友都來了,在王府井東來順,章詒和一言不發,獨自吃完6盤羊肉片。

女囚的故事



“我要寫女囚的故事,這個心思在1979年就定下了。”那時,章詒和剛從四川返回北京,到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報到。拿到借書證,就去圖書館借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小說《不幸的一群》,看罷慟哭。 “那時母親健在,她抱著我,我不敢講。她的心早已破碎。”

“散文不用設置人物關係,而小說人物關係的設置就至關重要。散文裡,自己想說什麼說什麼;在小說裡,主觀情感不可投入過多。一切都不熟悉,一切均需從頭學起。”將真實的犯罪故事一點一點鋪筆寫來,情節、框架、起始、收場,她感覺寫小說“很吃力”。

劉氏女殺夫的故事,章詒和講過給吳祖光聽,吳祖光激動得在客廳裡走來走去。其實,後來她還講給“臥底”馮亦代聽。馮亦代聽罷回家,3日後打來電話,說:“兩晚沒睡好,小愚,你寫出來吧!多麼好的小說,也是一部電影。”章詒和說,自己會說,但不會寫。馮亦代說:“你會寫好的,如有不足,我來幫你。”

她認為自己講的女囚故事,都屬於這個範圍--“是一群向男人施展魔力的美麗女人:淫蕩、放肆、輕佻和兇殘,像嫉妒的妖精、復仇的狐狸、纏人無數的蛇蠍,以及受人厭恨的同性戀等。她們最後大多是不堪收拾的下場。在正經人眼裡,我寫的都屬於鬼怪類人物。”

“有些東西不可逼視,它的名字叫醜惡。但是,請不要忘記,在世界文學史上,這種’醜惡’能成為美麗的花朵。”

她以為:現代色情“表演”其惡劣性、極端性遠遠超過了從前。 “無需舉例,打開每天的報紙,你就自然明了。我們只是個表面上的現代國家,審美意識上的精神分裂症很嚴重。”

“愛即懲罰”的小說



人物週刊:《劉氏女》和《楊氏女》兩部作品,寫的都是女囚,犯罪都是殺人,不同的地方是犯的罪情節不同。 《楊氏女》描述了一場“鮮血飛濺的愛情”,而其主題也是關於“愛即懲罰”,這是否反映了您的愛情觀?

章詒和:最美好的愛情應該是除了感情外,不附帶任何條件。何無極與楊芬芳的情感基本不附帶任何條件,屬於性愛,雙方都保持對情感與肉體的強烈渴望和追求,既不明來路,也不問歸途。當何無極被槍決前,在手腕纏上那方手帕,刻意把楊芬芳手繡的小紅花圖案朝外,為的是希望死前,能讓心上人看上一眼–寫到這裡,我停筆大哭。
正如我在“筆談”裡寫的:“有這樣男人愛自己,我也知足了”。如今還有不附帶任何條件的愛情嗎?當下,功利因素滲透於情感生活,不是個別現象,已達到社會全覆蓋。愛情變成了利益的互惠和互換、條件的權衡和平衡,“沒房沒車,一切免談!”非常可怕,也異常悲哀。愛,是包裝的;包裝了,才好出售。它不再是放下現實的浪漫之旅。至於我嘛,大右派的女兒,誰敢接近你?之後就是坐牢。出獄後,就是解決婚姻問題。覺得彼此的條件還適合對方,就“結”了。

人物週刊:10年的牢獄生活中您收穫或者反思最多的是什麼?監獄中的人性往往暴露的更為徹底,這讓您在人性的認識上有什麼變化?

章詒和:女人犯罪,經過法律的懲處,開始服刑。在漫長的刑期裡,她們絕不是窮凶極惡,天天歹毒,處處殘忍。在嚴加看管和求生慾望雙重作用下,人性的里面另外一些東西就顯露出來。尤其是長刑期的(15年有期徒刑以上者),都比較踏實,肯勞動,很多人心靈手巧。雖然互相揭發檢舉,但當同室的犯人重病不起,或上大刑的時候,她們的同情心就表現出來。女囚們個個在暗中追求美,並在難以覺察之處表現出來。犯人相處,是不許產生感情的。其實,情況恰恰相反,獄中有不少同性戀,原來她們不是,進了監獄才成了同性戀。我的下一本書《鄒氏女》,會涉及到這個問題。進了監獄,我深深地感到:人性是永遠琢磨不透的,也是永遠變化的。監獄泯滅不了人性。

人物週刊:您的《楊氏女》中對於罪惡似乎有一種美化的傾向,“有罪的相戀也比干淨的夫妻要好”,這種罪惡僅僅是體現在情愛中的罪惡麼?

章詒和:中國正式夫妻和家庭,有的打造得跟集中營相差無幾。你從外面看都很好,很穩定,很幸福,裡面究竟如何,只有自己知道。用台灣作家許常德的話來說,就像個罐頭,新鮮是唯一沒有的東西。責任遠多於快樂,彼此毫無抗拒地接受了。誰能不無奈?能欺就欺,能騙就騙,沒有哪個把問題端出來。況且人生之路走了大半,漸失年少時的夢想和勇氣。與其這樣一輩子,不如強烈地、無顧忌地相戀一陣子,不必和主流妥協。所以,我要說:“有罪的相戀也比干淨的夫妻要好”。你要說“這是對罪惡的美化傾向”,我認了。我喜歡罪犯,因為自己就是罪犯。愛本身是沒有罪的,從審美角度來看,是美的!

人物週刊:對一些質疑您的新作“文學性偏弱”,“不及早期作品”的聲音,您怎麼看?

章詒和:很嚴肅地寫作和能把作品寫得很好,是兩回事。任何從事寫作的人,大概都不是一部比一部好,我以為能夠做到“不失水準”,所有的文字維持在同一水平上,就很難得了。說我最好的一部作品就是《往事並不如煙》的人不少,我聽了,很高興。

人物週刊:有人說,部分人物形象概念化,缺失細節描寫和真實性。您怎麼看?

章詒和:關於真實性問題,容我解釋一句–小說中的一切、包括細節,都來自真實的生活,我缺乏的是虛構。之所以寫小說,因為監獄的人大多活著,不像“往事”系列裡的人都死了。所以用小說文體,免得惹麻煩。

堅持下去,智慧生存



人物週刊:當年不少大學者、知識分子之間互相揭發,兄弟鬩牆,斯文掃地,人性醜惡的一面集中暴露,在人的良知面臨嚴酷外部環境考驗的情形下,個體最優的選擇是什麼?

章詒和:趨利避害,人之本能。當外力異常強大,人是可以改變的,這個改變,包括他的內心。對某些人來說,有些東西是永遠奪不走的,由古至今皆如此。並非只是“當年大學者”才暴露人性中的弱點和醜惡,況且這與學問多少並無太大關係,是吧?即使今日,一些不錯的知識分子,在看到某人受折磨的消息,不就準備移民嗎?當一隻大手掌握著你的身家性命且危及家人的時候,人的軟弱性就表現出來了。重要的是去掉“那隻大手”,而非一味地譴責人的怯懦。我還以為屈從政治和屈從金錢,從人性角度看,兩者是一脈相通的。至於我,在壓力面前我不會後退一步。以前是這樣,以後也是這樣。理由也簡單:我七十了,無家無後,大牢坐過,加之,早就不想活。可以說,章詒和是個特例。比較好的選擇是–堅持下去,智慧生存。

人物週刊:您的題材多取自文藝、知識界,這是你熟悉的領域,有沒有考慮過擴大寫作的範圍,把各個社會階層的人的經驗都包括進來。因為有一種批評,認為您的寫作中參入了私人的情感成分,作為“史家”,沒有超脫出一家一族的限制。在個人敘事和宏大歷史之間,的確存在著一種張力,您是如何把握這種一種平衡的?或者說,今天的我們還能夠找到這種跨越了各種政治派別和文化取向的歷史共識嗎?

章詒和:我沒有那個本事,也沒那個雄心,“把各個社會階層的人的經驗都包括進來。”我寫作很痛苦,常流淚,也就是你所說的“參入了私人的情感成分” 。但我總覺得,任何作品都勢必“參入了私人的情感成分”。
關於“史家”一詞,這是個誤會,我很早就聲明了:我不是史家,也不是作家,寫的東西屬於“非文非史”。去年開了微博,在自我介紹裡也講得很清楚:自己是一個講老故事的老人。朋友們願意听就聽,不想听就別聽。不少作家能在“個人敘事和宏大歷史之間”游刃有餘,我很羨慕。但是,跨越各種政治派別和文化取向,達成共識,並以文學方式呈現出來,在大陸我現在還沒見到。像《巨流河》那樣作品,我們這兒沒有。因為現行的教育制度培育不出齊邦媛來。

人物週刊:您的身份,可以說是作家,但寫的又是歷史,您如何規避文學表現力和歷史真實之間的矛盾?

章詒和:我只管講故事,從不想它是屬於文學還是歷史,由於根本不想這個問題,所以感受不到“文學表現力和歷史真實之間的矛盾”。
我的經歷和我所知道的故事,一輩子也寫不完。所謂表達的技巧,我以為能把內心的東西寫出來,就是最好的表達技巧。我所寫的東西當然存在著許多毛病和缺陷,我一直缺乏自信,從不覺得自己的東西有多好。



“這個世界不值得留戀”



人物週刊:您筆下的那些人物,無論是儲安平、史良、馬連良,他們的生活或精神特質在當下我們的生存環境中還存在嗎?您認為真正的貴族是不是他們那樣的?如果存在,是存在於哪些人身上?

章詒和: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史良、張伯駒以及馬連良一輩人永遠消失了,以後也不會有類似的人出現。比如,現在的收藏家不少,藏品也是極好。但沒有一個人像張伯駒。如今辦報紙雜誌的人也不少,有的人在左右夾擊下突圍,搞的也是頗有些聲色,但再好也不是儲安平。

人物週刊:記錄這些往事,您認為最大的意義是什麼?這是否可以作為對後來人的一種警醒?

章詒和: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父輩一個個含冤而去,羅隆基還沒有子女,他的親戚到北京,拿走了他的藏品,獨獨不要他的骨灰。簡直悲涼入骨! “文革”中的我就暗中發誓:一定要活著走出監獄,一定要講述他們的故事。這是我寫作的動機,同時也是我寫作的意義。

人物週刊:我看到一些文章說,您因為在《南方周末》發表這樣的文章也被人詬病,還會被人攻擊,您遭遇了什麼嗎?

章詒和:受攻擊的文章有兩篇,《告密》、《臥底》。攻擊吧,也許還不只是攻擊,準確的說是對我“五路包抄”,一路就是告狀,每次都成功。對此,我當然有煩惱,但我不畏懼,也決不妥協。也許有一天大陸的秘密檔案向社會開放,大家就一定能看到更“驚心動魄”的故事。

人物週刊:有人讀《往事》,也從一些篇章的字裡行間感受到您似乎有一種強烈的精英貴族意識,比如當年飲食的細瑣,有人認為幾近於炫耀了。有人將您稱為“最後的貴族”,您對貴族的理解是怎樣的?

章詒和:儲安平在《英國風情錄》一書裡,有專門一章談貴族。我以為他說得不錯。歸結起來有:英國人以為真正的貴族紳士,是一個真正高貴的人,正直、不偏私、不畏難,甚至能為他人而犧牲自己;不僅是個有榮譽感的人,並且是個有良知的人;他們很富有,非如此不能維持較高的生活水準;但另一方面,又看不起錢,認為一天到晚想著錢的人不是貴族。英國貴族一般對收藏、藝術、設立博物館和慈善事業,很熱心。

人物週刊:看到您接受采訪時說到,能夠從10年牢獄中活下來,只是因為想把父輩的生活展現出來。在真正回歸常人生活的時候,有沒有覺得其實還有些別的什麼是值得眷戀的?

章詒和:除了寫作,我沒有別的興趣和慾望。認識我的朋友都知道我為人慷慨大方,慷慨大方來自一個目的–一定要趕在死前把家裡的東西都處理乾淨。不信,可以問我的律師浦志強,跟他交代過的。我一人獨處,有時會上微博,就等於串門,和街坊鄰里聊天,感覺身邊有個群體,有人間溫暖。

人物週刊:有沒有想過寫一本自傳去講自己的故事?

章詒和:我現在寫作,常常是淚流不止;將來若寫自己,則很可能哭死過去。所以,至今沒有勇氣說:章詒和會講自己的故事。

人物週刊:對您影響最大的人是誰?

章詒和:父母,影響我的一生。我性格和知識都是源於他們。因為政治原因,我受到牽連,但我引以為榮!用朋友的話來說,就是“章詒和以前的痛苦和恥辱現在都成了她創作的資源和財富”。

人物週刊:在經歷瞭如此多的風雨之後,死亡對您意味著什麼?

章詒和:死是生的一部分,寫完就去死,死很幸福!我好到天堂見父母,這個世界不值得留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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